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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裘沛然,中医学家。长期从事中医教育和中医理论、临床研究,在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经络、伤寒温病、养生诸领域颇多见解,对内科疑难病的治疗亦颇具心得。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贡献

中医理论方面的建树

  裘沛然在学术上远绍旁搜,对灵素仲景之学及历代医学理论的沿革发展研究颇深。在经络的研究、对中医历代各家学说的心得、伤寒温病学的融合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新的见解,撰写了20余部著作。

  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汉代医学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开辨证施治之先河,为治疗外感热病树立圭臬。清代名医叶天士创温病论,他提出伤寒主六经,温病主卫气营血,是两门学问。自叶氏之说兴,在中医界引起伤寒和温病两个学派长期的论争。裘沛然经长期研究认为,六经和卫气营血是否是一回事,不要只听名词之不同,而要仔细分析两者所表现的具体证候的异同,必须从其临床具体表现的实质内容进行分析。他首先从病证概念作缜密的考证,并以充分的资料说明,“伤寒”这一名词本是古代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近代医家所称的温病。温病中还有许多具体病名、病因病机及证治大法,在《伤寒论》中亦基本论及,伤寒与温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同义语。再从实际内容分析,伤寒论以八纲为主导,以经络脏腑(包括三焦)为基础,从病邪的性质、受病的部位、正气的盛衰、证候的表现而辨证施治,这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共同依据。温病乃伤寒的一个分支,当然也不例外。仲景《伤寒论》昌明六经分经施治的原理,正是说明经络与脏腑及卫气营血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六经是有经络脏腑实质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伤寒论》的诸多原文,且六经本是包括三焦,卫气营血的临床表现不能逾越经络脏腑的证治范畴。温病与伤寒分割论者搞乱六经与三焦不可分割的关系,割裂了经络与脏腑之间的多种有机联系,从而破坏了中医学中整体性和辩证性的基本理论”。

  据此,裘沛然认为,温病只是伤寒的分支,温病学说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的认识和证治,但不宜将两者机械地分家,而应从实际出发,使伤寒与温病的机理治法成为一个整体,才有利于外感热病的诊治。
 
 关于经络学说的研究“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是阐述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它体现了祖国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点”。这是裘沛然对经络学说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概括。虽然目前的科学水平无法找到其实质内容,随着科学的发展,国内外不少学者已经能从实验中寻找到某些有关经络的线索,而经络的传感现象更为大量的临床实践所证实。经络在人体生理情况下担负着转输气血、运行营卫、联系脏腑、濡养组织等重要作用;当机体发生异常变化时,经络具有反映病候、传导病邪的作用;在应用针灸或汤药施治时,又有接受刺激和传递治疗效应的作用,针灸的循经取穴和药物的归经理论的例子,都说明它在临床应用方面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裘沛然指出,经络包括“点”、“线”、“面”3个部分。近代医家所发现的压痛点与过敏带等,也是经络反映的印证和充实。有人认为某些压痛点与皮肤活动点同经络俞穴不尽符合。这是因为经穴仅仅是经络学说中的一部分,它还包括经别、奇经、经筋、皮部及标本,根结之类。经络在人体分部的情况,不仅仅是“线”或“点”的联系,还应当从它分部隶属范围较大的“面”来理解。

   关于十二经病的“是动”与“所生病”的涵义,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历代医家或从阴阳气血论,或从本经他经论,或从内因外因论,或从经络脏腑论等等。裘沛然认为,历代诸说虽各言之近理,但《内经》中“是动”的原意是从经气发生病理变化方面而言,“所生病”是从经脉和俞穴所主治的病证方面来说,两者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由病理变化而产生的症状,即是动病,也就是该俞穴的主治范围;而十二经脉所主治的病症(即主某所生病)也正由于该经经气的异常所导致”。他分析是动的“动”字,示经气之动乱,是主某所生病的“主”字,含有主管、主治的意义。它之所以分成两个部分叙述,“仅仅是古代医家从临床症状观察和治疗体验两个方面所获得的材料之汇合”。据此就不难理解它们在内容上既有重复,也有补充。

  关于奇经八脉问题历来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明代李时珍独对此作过整理阐发。50年代裘沛然曾发表《奇经八脉循行经路考正》一文,在李氏基础上进一步对奇经的循行路线详加厘订,勘谬正误,为后来的教科书所征引。1960年,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奇经八脉研究》,展示了他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文章首先肯定奇经八脉具有“经脉”的性质,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兼具“络脉”的特点,发挥着联络、灌溉的效能;加之其在走向径路与脏腑联系等方面有别于一般经脉,故以“奇”命名。他归纳奇经有联系、渗灌、统辖、主导诸经的生理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奇经八脉的病候及其治疗多不甚深究。裘沛然对此别有心得,认为“中医临床应用的药物与方剂,几乎无不可以治奇经疾患”,针灸治疗亦然,除任督二脉外,其余六脉脉气所发之穴位,均附寄于十二经脉的俞穴,故在治疗配穴上有相通的意义。”治疗奇经疾病的方法,不离于该奇经所统属的经脉或脏腑范围,采用能入原来经脉的方药或俞穴,运用得当,即可获得佳效”。

  关于各家学说的研究裘沛然对中医历代各家学说的研究尤多独到之见。1977年曾任上海中医学院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积其多年研究成果并汇集诸同道之长,编成《中医历代各家学说》。他研究各家学说主张不先存成见,既不轻易否定,也不盲目接受。特别对某些遭人非议的学术观点,尤当独立思考,并经过临床的反复验证,然后提出己见。

  明代医家张景岳以常用熟地而遭后世不少医家的贬斥。裘沛然经过长期的思索和躬亲实践,深知景岳有独到之长。仅以金水六君一方为例,他常常用大剂量的熟地、当归配合半夏、获苓、甘草等,治愈了不少用一般常法久而无效的痰涎壅盛、气急胸闷、纳呆苔腻的疑难重证。一破百余年来所谓胸闷纳呆忌用熟地的禁区。他由此感叹医生“可为而不可为”,并服膺“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句可贵的名言。

  金元医家朱丹溪在中医学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裘沛然对丹溪学说的研究颇多独到。他归纳其学术特色有6条,即生命延续皆由于动,凡“动”皆属于火,而主要是相火的作用,相火妄动则可致病;精血易耗难生,形质易衰难长,阴精有奉,则阳气始终鼓荡于生命的全过程,故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发生疾病多因正气虚,故施治不主张峻攻,但也反对呆补,而常用“治病不伤正,扶正不碍邪”的方法;认为气有余能使火炎,火有余亦可致气滞,而气火郁遏又常与有形之邪相附着;刘河间主火而未能深明火的燔灼之源,李东垣以为“火与元气不两立”,未谙相火有养身之功,张子和主攻,未免忽视正气在治病中的关键作用,朱丹溪吸取了三家之长而补其偏;朱丹溪处方用药一扫宋代刚燥积习,着重补阴和清、泄、利、散及疏调等。

  裘沛然还对唐代医家孙思邈学术思想和诊治经验尽发掘能事。他倡言“孙氏医论,重在‘诚’字”,“孙氏选方,克臻‘精’字”,并系统研讨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近6000个处方,归纳其遣方用药的特点为:简易见长、平正取胜,奇崛跳脱、杂乱有章等,给人以很大启示。后世有些医家对孙氏某些处方的“庞杂繁乱”颇有微词。裘沛然通过艰难摸索和临床体察,乃悟其方之杂正是奥妙之所在。姜桂与大黄并用,人参与硝黄相伍,体现了“制方之反、激、逆、从”的妙用。故他在晚年治疑难杂症,亦常效法思邈,以庞杂组方或奇特配伍而起沉疴、愈危疾。

  历代医家都认为温病学说开创于明清时代,裘沛然则指出孙思邈是“温病治法的创导者”,并以大量的例证说明治疗温病的表理双解、气营两清、清热解毒、甘寒生津、芳香开窍等治温要法,实胎息于《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温病治疗作了溯流探源的揭示。

  关于养生观裘沛然对养生学说深有研究。他曾分析了中医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含义,并发表了“高明的医生是防病于未然,而医学的最高境界是消灭医生”的见解。他认为养生的根本在于“全神”。中医学中的“神”,是人生命的内核。裘沛然所说的“全神”不仅是通常所说的感觉思维、“神色”、“神气”,而是指“神明”的妙用。他指出:“神”实际上就是目前科学家远未了解的宇宙界的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它是“妙万物而为言”的。人为万物之灵,得神最全,故凡人体的生长衰老寿天以及气血精髓的充养,喜怒哀乐的调控,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等诸多生理活动,无不赖“神”所主宰。他比喻说:人有如一部最精密的“自动机器”,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补、自我适应、自我控制四大功能。这四大功能只有在精神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治疗疾病的任何手段和措施,都是通过“神”的功能发挥其治疗效应的。倘若病人到了“神不使”的境地,药虽对症也难以为功。因此,养生首先要全神。所谓“全神”,就是努力使自己的精神完美无缺,要运用各种修心养性、澄心息虑的方法,使自己的心态保持至善至美、恬澹宁静的境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有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摒除邪恶和贪欲之心,不慕求浮荣,不损人利己,破除私心杂念,要有忠恕仁厚、纯一无伪的精神。只有在心神极其安宁、“碧海无波”的情况下,“神”的功能才能得到高度的发挥,而使人体气血和畅,五脏安宁,精神内守,真气从之,这是保持和达到人原来应享的年寿的关键。
 
  裘沛然指出,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没有思维,问题在于思一定要“纯”,能纯则“全”,精神纯真专一,潜心学术研究,为人民多做好事,自然心安神怡,形劳而不倦。至于喜怒哀乐乃人之常情,但七情之发贵乎“中节”。所谓“中节”,就是注意不要超过精神活动的“临界度”,如七情过度可伤神,神伤则致百病。古人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寓有“中节”的意思。《内经》提出“生病起于过用”。情志活动、房室劳逸、饮食五味等,均须“动而中节”,不可过用,过用则病。

  裘沛然还主张,养生要坚持一个“啬”字。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要处处注意摄养爱护,使之多贮存而少消耗。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五色、五音、五味等皆是人之本能所必需,但如纵情于犬马声色,必然耗伤精气神而损及年寿。所以“治人事天莫若‘啬’”。所谓“啬”,就是要摄神、葆精、爱气、养形。“啬”与“中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节是指不要超过身心活动的正常范围,而啬的含义则是使精气神的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

  裘沛然所倡导的“全神”、“中节”、坚持“啬”字的养生要义,是在继承历代养生家的经验和理论并总结自己的实践体验后提出来的。他非常重视养生的地位,曾在报上著文说:“养生康复必将成为人类医学的主流和热点。因为医学的最终目标必将发展到人们在身心两方面可以自我康复和长寿的水平,我们的养生康复事业前途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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