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派：实为病机气宜派

 谨候气宜 无失天信

《汉书•艺文志》载“经方十一家”，并谓“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可见经方学派是以娴熟运用方药“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反之于平”而著称，而非当今一些医家认为的用“经验方”而不讲理。

经方学派不仅讲理，而且讲的是“人与天相应”的大道理——“因气感之宜”，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强调勿“失其宜”。

《汉书•艺文志》中的“气感之宜”，应该就是《内经》中的“气宜”。也许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在人与自然更亲近的汉代及之前，“气宜”、“气感之宜”是大众都能明白的流行词汇；只是在人与自然越来越远的后世，才对于自然给予人的指引越来越陌生。

何谓“气宜”？《中国医学大辞典》认为指“六气各有所宜也。”《内经》中讲“气宜”有两篇，一为《素问•至真要大论》，一为《素问•六元正纪大论》，都在运气七篇大论之中。运气七篇大论都是讲天地的，于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朦胧的印象——“气宜”是讲天地的。

《素问•至真要大论》言：“谨候气宜，无失病机，此之谓也。”“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此之谓也。”《至真要大论》是《素问》第七十四篇篇名，论六气司天，六气在泉。有正化，有胜复，有主客，有邪胜。其以至真要名篇者，因司天在泉之精气，乃天一之真元，治病者无伤至真，为养生之至要，故名。

马莳注：“在天地为气宜，而在人身为病机。”方药中先生解释“气宜”时说：“气宜”，即六气之所宜。质言之，亦即正常气候变化规律。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言：“无失天信，无逆气宜。”“天地升降，不失其宜。”《六元正纪大论》是《素问》第七十一篇篇名，论六气之司天在泉，及间气之加临。方药中先生解释“天地升降，不失其宜”时说：“天”，指司天之气。“地”，指在泉之气。“升降”，指司天在泉之间的循回运转。“宜”，指正常，“天地升降，不失其宜”，其义与前句“使上下合德，无相夺伦”相似，均指使司天在泉之气循回运转正常。

无论是“谨候”“无失”还是“无逆”，都讲到了天地之“气”的不可违逆。比单讲人体的“病机”境界更大，眼界更宽，出发点更高。

将“气宜”写入书名的临床家很少，而刘河间便是其中之一，这点足以显示刘河间的伟大。刘河间有此认识，得益于他及他所处的时代对于运气学说的重视。

五运六气学说是古人对自然界气候变化规律的认识论，河间主要讲运气分主四时，在《原病式》中，河间多讲小运、主气，肯定了自然界气候变化规律的客观存在。然河间亦讲大运与客气，其研究运气之要有三：

一是《图注素问要旨论》全面发挥运气学说，与《素问》七篇大论及《天元玉册》相互发挥。二是从病机发挥运气亢害承制，以《原病式》《伤寒直格》为代表，倡言五行之理，过极则胜己者反来制之之说。三是依傍宋人理学而言五运六气，以《保命集》为代表。

以自然之理来解释人体与疾病，笔者认为这是河间的高明之处。人体本来即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能更好地顺应自然的规律，能动地化解自然界对人体不利的影响，便可以保持人体的“长治久安”。

河间论运气自然之理不仅在理论上，更有临床上的体现。如其用四物汤有四时增损之法：春倍川芎，夏倍芍药，秋倍地黄，冬倍当归。他认为这样服用是顺四时之气，怕药力不足还可以加四时辅助之药，即春加防风，倍川芎成防风四物；夏加黄芩，倍芍药成黄芩四物；秋加天门冬，倍地黄成天门冬四物；冬加桂枝，倍当归成桂枝四物。（上文部分文字出自《中国医学大辞典》）

审察病机 亢害承制

受理学思想影响，河间辨病、论治务在求理，故其对于疾病机理的重视是有目共睹的。在《内经》理论基础上，辩证地、而不是一成不变地剖析了疾病的病因、病机、病证、脉、治，以及邪正盛衰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给予当时“按证索方”的风气以有力抨击。

河间对于《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病机十九条有深入研究，以“取象比类”来发挥病机十九条，将病机十九条的内容，分属五运主病和六气主病，将病机十九条176字，演增为277字的辨证纲领，并增补了“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一条，使《内经》的六气病机臻于完善。

同时，以天地自然变化规律，反复辨析病机，阐发二万余言。由于当时社会温燥滥用的弊端，导致河间所接触的患者多为阳刚之体，所患多热病，于是河间对火热病机的阐发尤多，并且提出了六气化火理论，

河间为金元四大家之首，其阐发中医病机，为后世的中医病机研究做了表率。在其影响下，李东垣、朱丹溪、张从正以及明清医家重视病机的探讨，使中医的不同学说相互争鸣，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河间对于病机的研究可谓入微，如辨“热极似寒而非真寒，寒极似热而非真热”时，以吐下霍乱为例；他强调：“或云热无吐泻，只是停寒者，误也。大凡吐泻，烦渴为热，不渴为寒……但寒者脉当沉细而迟，热者脉当实大而数。或损气之液过极，则脉亦不能实数反而弱缓，虽尔亦为热矣”，思维缜密，足资效法。

此外，将“亢害承制”引入病机的讨论也属于河间的创举。

“亢害承制”源于《素问•六微旨大论》，含义为：六气亢盛就会产生损害作用，所以自身内部会有相应的气来制约它，有所制约后才能生化。如果亢盛无制，就会使生化之机败坏紊乱，从而产生病变。由此说明了五运六气间的相互平衡、制约关系。

“如春令，风木旺而多风，风大则反凉，是反兼金化，制其木也；大凉之下，天气反温，乃火化承于金也；夏火热极而体反出液，是反兼水化制其火也。”这种辨证看待复杂问题的方法，可以解释临床上出现的复杂的、似是实非的假象。

“亢则害，承乃制，故病湿极则为痉，反兼风化制之也；病风过极则反燥，筋脉劲急，反兼金化制之也；病燥过极则烦渴，反兼火化制之也；病热过极而反出五液，或为战栗，恶寒反兼水化制之也……兼化者乃天机造化抑高之道，虽在恍惚之间而有自然之理。”由此我们知道这种“反兼胜己之化”是自然界的固有规律，并且正是这种规律的存在，才能使六气维持正常，气候也就不致太过或不及，万物才能生化不息。

复杂的疾病，需要有复杂的思维与之适应，河间用“亢害承制”来告诉我们病机的复杂性。察机时需要重视，论治时同样需要不能松懈，“其为治者，但当泻其过甚之气，以为病本，不可反误，治其兼化也……夫五行之理，甚而无以制之，则造化息矣。”实质仍是治病求本之意。河间用“亢害承制”来扭转当时查机论治停留在表象上的倾向，如下利专主白寒赤热，厥逆专主寒证等。

总之，自金元之后，中医学重新回到了重视疾病机理的轨道上，虽为时势所然，但河间的开山之功亦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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