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立法完善的救助补偿机制
但陈涛安就认为不应夸大这些文件的作用。“那只是个文件，是个指导性的条例，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靠立法”。这一点作为当事人的吴霖也承认，“当初八部委文件一直在福建省省厅压着没有下发，是我复印了拿给地方政府看的。糖丸出事和其他疫苗还不太一样，这个异常反应具有不可排除性，中国早在1994年起就再未在本土发现脊髓灰质炎野病毒，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消灭了脊髓灰质炎。但是现在孩子患上了脊髓灰质炎，作为唯一的病毒源，只能是疫苗异常反应。但是即便有了八部委文件这个尚方宝剑，很多地方政府依然不认，比如山东菏泽”。
张子骞就是来自菏泽市东明县的糖丸异常反应疑似病例，刚刚九个月大，现在下肢残疾。“疾控中心给的鉴定是什么迟缓性麻痹。别的地方赔偿多少不说，我们这里连承认都不承认。后来我自己在网上联络到菏泽的5个同样的家庭，鉴定结果都差不多”，张子骞的妈妈无奈地说。作为15年维权的当事人，吴霖现在已经久病成医了：“迟缓性麻痹是个广义说法，是14种病的统称，其中也包括儿麻，指的是一种现象，而不是特指某种病。儿麻与其他13种迟缓性麻痹在医学上非常容易鉴别。这是疾控中心的一种借口。”
除此之外，“已经出台的这些文件里面还有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赔偿都是针对伤残以后的，而实际上，更急需的是刚刚发病时的救治”，陈涛安说：“如果立了法，有法可依，大家就都知道该怎么做了。比如规定打疫苗几天之内出现异常反应的，先救治再鉴定”。
山东临沂甲流疫苗疑似病例家长李宝向在一份给政府的手写陈情书中就曾对此发出痛彻肺腑的感叹：“那一针疫苗就像一枚核弹落到了我们家，毁了我们的孩子，也毁了我们的家……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能保证疫苗百分之百地安全，那么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的，应该有有效的救助机制来跟进，保证及时救治，而不是在判定责任、追究责任上拖延，耽误最佳的治疗时间”。他的孩子在发病后送到北京治疗，不久后因为没钱而不得不中断治疗，造成终身残疾。
很多人并不清楚，预防接种的伤害实际上是个人在为疫苗的巨大社会效益埋单。比如脊髓灰质炎疫苗 （糖丸）———在脊髓灰质炎在世界上基本消失的时候，个体基本没有感染该病毒的风险，但是如果人人都拒绝接种，则脊髓灰质炎又可能会传播开来。因此，根据谁受益谁担责的原则，对公共人群的免疫伤害进行国家赔偿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这一点，美国的经验可供借鉴。1988年10月，《美国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获得通过，传统的侵权行为赔偿需要首先通过诉讼划清责任，该计划则为针对疫苗伤害索赔特定的“无过错责任”体系，由政府部门负责实施。法案实施12年间，全美有1500多人得到11亿多美元的基金救济。
至于赔偿的资金来源，疫苗受害家长余同安提出了自己朴素的设想：“国家每年要发出10亿剂的疫苗，只要财政对每一剂疫苗拿出一块钱补贴，成立一个基金，每年就有10亿元，用于赔偿那些出现异常反应的家庭就绰绰有余了。这一切都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行。我们这一路走得太艰难了，希望不要再有人重复我们的悲剧。”
“其实卫生部已经调研了很久，新的 《疫苗流通和管理条例》已经在制订之中。这个就是法律性质的，只是目前还没有时间表。”陈涛安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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