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医案频发 医科大学生自嘲走上不归路

　　从安徽到天津，一个月内发生了两起“杀医案”，而这距哈医大医务人员被刺、1死3伤的那起惨案，只有不到8个月的时间。这让读临床医学专业大二的靳同学心里很阴郁。同学间聊天时，他们常常自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们只能做到自己的最好。有时候想想挺不值的，医学生学的比别人多，花的时间比别人长，忽然间就死了。”

　　“冒险是医生最危险的品质，但冒险也是医生最优秀的品质，如果你不敢冒险，最后吃苦的还是病人。但是医患关系，已经影响到医生的冒险精神。”在解剖学专家、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彭裕文看来，有些医生宁可放弃自己的一切名气和地位，也要为病人冒险，但对于年轻的医务工作者而言，“经验”和“教训”都在磨灭着他们宝贵的理想主义和冒险精神。

　　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快要从临床专业毕业的张彦(化名)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虽然听上去有点冠冕堂皇，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校歌中的这句歌词，的确是自己长期以来的动力，“治好病人带来的成就感，跟从事其他工作获得的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但读到高年级，到医院实习后，张彦发现，为人群服务、灭除痛苦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治病是跟人打交道，自己掌握的却都是课本知识，真正到了医院，还要学会与患者沟通，否则就很有可能招致误解。“比如术前谈话，医生在为患者进行手术之前，一定要把手术的过程和风险交代清楚。拿微创和腹腔镜来说，虽然都是在皮肤上打几个洞，但腹腔镜是大手术，医生要用外行人能听懂的语言告诉他们，患者理解了才会配合。另外风险也得讲清楚，但不能吓唬人，不然病人对抗病魔的信心就下降了。”

　　尽管很努力，医患纠纷仍然难以避免。X光片上，有些东西看不出来，得拍其他片子，病人就会觉得自己被过度治疗了。往往一出现医患纠纷，双方就各执一词，小则相互猜忌怀疑，大则动粗危及生命，张彦认为这是医患之间缺乏信任所致。

　　一名80后医务工作者曾在丁香园论坛发了一篇名为《对不起！我们医生治不好中国人》的帖子，引起众多医学生的共鸣。他在帖子中讲述了一次夜班的经历：全院抢救一个颈椎骨折送来时已无心跳呼吸的车祸病人，历时9个小时，患者死亡，家属表示要让主持抢救的医生偿命，扯烂了医生浸满鲜血和汗水的白大褂。他由此发出诘问：“我们过着最苦逼的大学生活，毕业后领着全世界医生中最低的收入，还要被得了绝症的患者砍了泄愤，砍死了都还要听一群人高呼大快人心，这到底是怎样一个畸形的社会？”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周良辅的理想中，“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相互尊敬，平等相待。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他常教育学生，对病人进行心理安慰是很重要的部分，治病不能轻言放弃，“不要看不好就算了，即使治不好也要跟病人讲清楚。”

　　彭裕文也一直教育学生，不能把病人当成实习的对象，也不能简单地把病人当成医疗对象。在他看来，医患之间不信任感的出现，原因之一就是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没有换位思考，也没有进行有效沟通。而在疾病面前，需要作决断时，“冒险是医生最需要的品德，但也是最可怕的品德。”彭裕文教育学生，技术的发展建立在冒险上，要勇于为治好疾病冒险，但医生冒险绝非盲目冒险，这种冒险是有一定把握的。彭裕文经常被一些病人家属问到“医生让我签字，我这个字到底签不签”，“我说医生让你签字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有把握的，但是他再有把握毕竟是人命关天。”

　　“病人是我们的老师，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有医生的今天。在病人生死存亡的时候，如果医生不敢冒险，就等于放弃这个病人了。”彭裕文说。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研一的刘琦(化名)本科时也曾在一家医院实习，虽然有时候患者抱怨多，但她觉得病人仍然是很信任医生的。在她看来，医患矛盾冲突并不是个普遍现象，“至少我所待过的十个科室医患关系都挺好的”。她说，从救死扶伤中获得人生的意义对于自己来说仍然是坚持的动力，“从病人那里得到的是最直接的赞美和肯定，这种信任的力量很大。”她说，有这种想法的医学生不是少数。

　　彭裕文与一些医生朋友聊天，“他们对中国医患关系现状忧心忡忡，同时对前途充满信心，他们认为现在是最低点，不会再低下去了，一定会上去的。但是要走出低谷就要共同努力，学校要努力，医院要努力，社会也要努力，政府更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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