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贩婴案涉事医院曝光后300员工每天无事可做

　　“贩婴致富”

　　“我们这里的人生孩子，大多都去县妇幼保健院找素霞，我的大孙子也是她接的生，如今已经20多岁了”。来家奶奶在与记者攀谈时，又围拢过来几名村民，她们习惯地称呼张淑侠为“素霞”，并对她的个人情况了如指掌：“今年虚岁56，周岁55，再有1个月就退休了，没想到晚节不保。”

　　据村民介绍，张淑侠自小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很好，曾多年担任班长，一直是老师要求学生学习的榜样。进入医院工作后，又成为业务技术能力较强的医生，“在县妇幼保健院妇产方面，我们就认为她是专家式的人物了”。

　　“能说会道，待人比较热情，没有刻意向我们索要过钱物。”村民说，找张淑侠住院时，常带点土特产，生完孩子，再酬谢一些礼品，如鸡蛋、饮料等，有时高兴了也会送她一个红包，“钱不多，推让一下她就收了”。

　　谈到张淑侠为何会贪婪到这种地步，为了钱竟黑心地去卖别人的孩子，薛镇村一些村民说想不通：“她工资高，家境不错，老公是公务员，儿子和媳妇都有正式工作，不缺钱花呀！”

　　而在另一些村民的眼里，对张淑侠又是一种看法：“我们通过她买的医药用品，说是便宜很多，但后来一打听，钱没少花。”还有消息称张淑侠在家里开黑诊所，专门在晚上收治病人。

　　张淑侠贪财，在其贩婴过程中也得到印证，她把别人的新生婴儿卖掉，每例还要向产妇收取50元到100元的“处理费”。

　　据知情人透露，最初确实有人请张淑侠处理有重大疾患的婴儿，也有因种种原因、生下孩子但不愿要因此请她找人收养的产妇，但这都是帮忙，张淑侠只能从中挣些小钱，直到2008年一位住院的山西产妇为她和人贩子牵线搭桥，张淑侠才走上“贩婴致富”的道路。

　　有人指出，张淑侠在妇产科可以一手遮天，护士听从她的指令竟然违规篡改医疗文书，对她的超常行为无人敢怀疑举报，直到东窗事发，院领导还认为这纯属个人行为。这些都说明医院管理制度存在缺陷，为张淑侠多次成功贩卖婴儿开了便利之门。

　　8月9日下午，记者到富平县妇幼保健院采访，所有院领导的办公室都敲不开门，总务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都去开整顿会了。”

　　记者在办公区墙上看到16份党员承诺书，落款日期8月5日，大致为“保证遵纪守法，文明行医，热情服务”等内容。“贩婴案”发后，妇幼院的院长、分管副院长、工会主席等领导被免职，工作人员表示，墙上的16位是调整后的妇幼院中高层领导。

　　“‘贩婴案’曝光后，妇幼院的声誉和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全院300多名员工，每天基本无事可做。”一位医护人员称。

　　双胞胎回家

　　8月10日上午8时30分左右，薛镇村祁坤锋临街的“星星超市”内就聚集了十多名记者，他们得到消息，当天上午警方要把解救的双胞胎女儿送还祁家，都想来见证和抓拍那激动人心的一刻。其实，有很多记者8月9日就在祁家守候了一天，法治周末记者也加入了等待的行列。

　　5月31日，祁坤锋的妻子王艳艳在县妇幼保健院诞下一对双胞胎女婴，张淑侠说孩子患有很严重的双血综合症，养不活，骗祁坤峰签下自愿放弃证明，此后，两个女婴一个被卖到山西运城，一个卖到山东菏泽。8月8日，在警方的努力下，出生即离开父母70天的双胞胎姐妹终于回到富平。有记者推算，做DNA鉴定需要一天时间，警方应该在9日下午或10日上午把双胞胎送回。

　　随着时间推移，记者越来越多，外宣办主任程奇一行几人也来到现场，加上祁姓本家及其他村民，约两三百人聚集在祁坤锋父亲的家门口。

　　接近10时，不知谁传递了一个信息：“孩子正在穿衣服，马上就要送回来了。”于是，几家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选好位置，架起摄像机，祁坤锋把一挂长鞭炮在马路中央摆成心形，“噼里啪啦”地放起来。

　　祁家院内，方桌上早就摆好祁坤锋奶奶的遗照，听说孙女即将回来，祁坤锋的母亲杨焕敏点亮蜡烛，上了三柱红香，站在前面说着什么，说着说着，突然嚎啕大哭，瘫倒在地，周围搀扶的人也跟着掉眼泪。邻居告诉记者，祁坤锋奶奶去世不久，生前得知孙媳妇怀上双胞胎，很高兴，但最终没见着，带着遗憾走了，杨焕敏是在告慰婆婆，两个孩子就要回家了。

　　然而，一直等到中午12时，也未见警方出现。这期间，人群曾有过几次波动，传言警车就要进村了，几家电视台甚至做好现场直播的准备。

　　人们焦躁不安地一直等到下午5时，祁家才得到警方的通知，到富平县医院交接孩子。而此时，数十位记者在烈日炎炎的街头已经站了八九个小时。

　　傍晚19时左右，在县医院病房，孩子终于回到父母的怀抱。

　　祁坤峰和王艳艳每人抱一个，视若珍宝，生怕再失去她们。

　　双胞胎姐妹找回后，如何区分姐妹？祁坤锋告诉记者，孩子出生时，大的重一些，小的轻一些，现在只能靠体重大小来区分。

　　不受欢迎的采访

　　截至目前，“妇幼院医生贩婴案”已有9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根据此前有关媒体的报道，张淑侠与山西运城人潘某(女)相识多年，张得到婴儿后，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潘某，潘某取走孩子再通过下线转卖到各地，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那么，当张淑侠通过欺骗、第一次把别人的骨肉换成钞票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8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富平县公安局，希望获得批准采访张淑侠本人或从办案民警口中得知一二。

　　“不行，县里统一了口径，采访贩婴案相关内容必须县委宣传部外宣办同意。”富平县公安局政工科刘苍锋为记者倒上一杯茶水，“我也想写一些稿子，现场视频等素材都锁在抽屉里，外宣办不批不能写。”

　　刘苍锋告诉记者，外宣办在城北陶艺村宾馆设有专门的接待点，可到接待点找他们安排采访。

　　几经联系，在富平县委宣传部外宣办一位工作人员带领下，记者终于见到了外宣办主任程奇。

　　“贩婴案的宣传报道要降温，多家报纸、电视台做了详尽的报道，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程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没有限制媒体采访的规定，但实在无新料可采，很多记者都已返回，言下之意，劝记者也不要采访了。

　　有人说，“富平医生贩婴案”，随着3个婴儿的成功解救，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但公安局政工科干部刘苍锋表示，公安机关的任务还很重，涉及那么多桩案子，涉及那么多家庭，时间跨度又那么长，什么时候能够圆满结案真不好说，全国都在关注着，办案民警不能有片刻懈怠。

　　8月9日，富平县公布了组织处理决定，对分管副县长李雷平、卫生局长汲新民和分管副局长卞慈梅等6人予以免职。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富平人，他们表示，免职不是处分，富平县发生如此恶劣的事件，不能以免代罚，应该追究相关领导的渎职责任。

　　北京法律界人士告诉记者，从案情上来看，张淑侠除了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罪，如果她曾经“处理”过疾患婴儿，还涉嫌构成故意杀人罪。

　　关于媒体采访，记者在富平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多家媒体连日的“死缠烂打”，已经影响到了相关人员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使他们不胜其烦，受害人需要无数次重复祥林嫂般的遭遇，而警方也有难言之隐，毕竟案子还在侦查阶段；

　　而另一种声音是，富平官方不能正确面对和引导媒体采访(如搞新闻发布会)，而是遮遮掩掩，记者们为探真相只能到处乱闯。侦查中的案情不便公开可以理解，但张淑侠无论涉嫌贩婴还是开黑诊所，都是利用了其职位的便利，适度公开张淑侠作案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因素，对全国的医院和医护工作者都能起到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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