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位院士联名上书挺转基因：被骂卖国贼

    有利益，“很正常”

    “反转人士大多数是关心国家，为国家好。咱们不是敌人。也可以召集反转和挺转的专家，开一个座谈会。把问题当面说清楚，不要互相网上谩骂。”戴景瑞说，“但有的造谣，甚至说有利益驱动，那就不应该了。”

    他说，农业部门口常有反转基因的人士在抗议。农业部邀请他和几位学者与抗议代表座谈，“我们在一起喝茶，谈笑风生。说完以后，还有人说，你说的我还不相信。有的人不吭声了，相信了。挺好的。”

    多年来，“反转派”质疑“挺转派”存在利益驱动：一是科研成果没有实现产业化，因此科研经费“变相减少”;二是很多转基因研究者都有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又是种业公司的股东。

    一贯反转的NGO绿色和平曾对外称，早在2005年初就调查发现，武汉、荆州境内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Bt汕优63”,并流入武汉、广州市场。而“Bt汕优63”稻种来源于湖北松滋兴农种子公司，该公司又受科尼公司委托制种，后者的CEO便是张启发。

    张启发回应功利性的质疑时坦承：“我希望老百姓种植转基因水稻，用更少农药，获得更高产量，使用更少劳动力，这是我最为重视的利益。对于种业公司，我希望它更挣钱，因为它挣钱才有更多资金投入科研。当然，我是做研发的，如果能从中获得合法的收益，这是好的，但不是我有多需要钱。”

    “研究人员同时在种业公司任职的情况确实有，这个很正常。干任何事情都是功利的。关键是看对国家有没有利。”戴景瑞院士坦承。

    “科学家还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为了自己的一点小钱，而不顾人类的安全。张启发也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所以还是要讲事实，讲科学。做转基因的人，也是做生命科学的人。”陈晓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陈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做第三方安全评价，让民众打消顾虑。

    对于科研经费减少的说法，戴景瑞认为，国家非常支持转基因研究。“国家是加强了，不是减少了。所谓经费难了，是指把关严了，重复研究就不给钱了。”

    院士们的转基因态度

    2013年的数次联名上书，使得“挺转”院士这个科学家群体更为清晰。但61名联名院士中，也有一部分院士的研究领域并非与转基因相关。“因为我国研究转基因的院士没有这么多。”戴景瑞说，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联名上书的32名院士中约有10人是研究转基因的。

    相对于支持转基因的院士阵容，“反转派”要黯淡得多，以民众和普通专家为主。所以有院士认为：反转的大多是外行。

    接受记者采访的部分院士，再度详细解释转基因作物安全原理，并回应质疑，试图正名。

    陈晓亚解释，目前，世界上应用的转基因作物分为两大类：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和抗虫害（Bt）转基因作物。

    而目前，中国主要应用的是抗虫害（Bt）转基因作物。Bt蛋白是从土壤中提取的一种细菌。黄大昉解释，它必须与匹配的受体蛋白结合才能形成毒素，而人体没有与之匹配的受体蛋白。因此它只对鳞翅目昆虫有毒性，对人类是安全的。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对人体健康存在威胁。”陈晓亚说。

    经济学家郎咸平曾称，广西大学生精子异常，是因为食用转基因玉米。“毫无根据！”戴景瑞至今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顾问。2011年，他调查发现郎咸平所说的两个玉米品种不是转基因，“我年纪大了，否则我要在网上公开批判郎咸平。”

    陈晓亚称，在美国，虽然转基因小麦没有商业化，但玉米、大豆大多是转基因的。“玉米主要做饲料，牛羊都吃。牛奶是美国人主要饮料，转基因都直接或间接地进入美国人的食物链。”

    除了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外，转基因对环境生态的影响，也是“反转派”所担忧的。如云南财经大学教授顾秀林称，在美国，一种转基因抗虫棉种植六年后，害虫出现进化。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种植后，产生了超级杂草问题。

    “大面积、长时间地种植抗虫转基因作物，虫子有了适应机制，这是存在的。但不能因此就不推广转基因技术了。如果真的产生了，我们就换一种基因。至少中国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已经十几年了，还没有产生这个问题。”戴景瑞说。

    此前，在中国，获得生产证书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番木瓜。其中，转基因抗虫棉主要是抗棉铃虫。棉铃虫一直是棉花的主要害虫。

    “这两年，盲蝽对棉花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但还没到根本危害棉花生产的地步。这是世界各大种业公司都在关心的问题。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发展新的农药，一是发展新的转基因技术。”陈晓亚说。

    市场最具说服力，黄大昉透露：国家曾规定新疆不准种抗虫害转基因棉，“但根本管不住，农民自己选择要种，所以现在新疆也大种特种”.

    陈晓亚还认为，超级杂草的出现也是可能的。不过，中国目前还没有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大面积种植。

    对于基因漂移的质疑，戴景瑞认为，无需控制，不必担忧，每个生物都有保护自己基因的机制，天然拒绝外来物种遗传物质进入“我的”生殖细胞里去，而转基因是“人工焊接”.另外，国家相关部门在做安全评价时，也有涉及基因漂移的实验。

    “反对转基因要有合理性。现在国家很重视，以前做植物科学、农业科学研究，国家根本不管。现在上面经常来检查，不能随便种植转基因作物，做完了研究，还要焚烧掉，管理很严了。”陈晓亚说，“国家批准一个转基因品种商业化生产是很慎重的，比如迄今水稻就还没有批准商业化。将来其他转基因作物可能走在前面。”

    也有院士在支持的同时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谨慎。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就曾认为，国家一方面要促进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另一方面要用严格的规范来评价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对于争议和质疑，不少院士认为，这是正常的。2010年，李振声、许智宏等院士建议，中国政府依照法规对转基因新品种研发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有效的安全管理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希望相关主管部门能以适当的形式，尽快公布转基因新品种研发过程中有关安全评价和管理的信息。

    但至今我国没有公布任何转基因品种的安全评价过程。这或许是质疑难消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作为焦点人物，张启发也曾对媒体称：“因为外界一些反对声音，农业部并没有为其建立一套程序——一套如何评审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推进的办法，这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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