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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男科理论研究新说之探析

  • 文章导读:中医男科虽然独立成科30余载,然其业绩不菲,硕果累累,它基根于深厚的中医男科底蕴,加之现代科学研究手段,使其在理论探讨和临床实践中皆获得了极其可喜的成就,辨证防治思路模式不断充实拓宽,理论体系内涵日渐丰富发展,较为棘手的男子不育症、性功能障碍、性腺疾患等男科疑难杂症研究诚乃令人折服。为此就诸多学者在其理论方面之研究内容简要分析探究如下。

    1男科四大主症腺、性、精、育说

    徐福松教授在古今理论与临床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妇科“经、带、胎、产”疾病分类,并参照西医学男子生殖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等理论,依中医学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理论为圭臬,由博返约,首次提出男科腺、性、精、育四大主症概念。

    腺、性、精、育四大主症为男科研究之纲,其下所辖诸病(症)为目。如此,男科之纲目则以腺(指男子主性腺和副性腺疾病)为纲,以睾系疾病、精囊腺疾病、前列腺疾病为目;以性(指男子性功能为主的病变)为纲,以性器官疾病、性功能疾病、性传播疾病为目;以精(指男子精液病)为纲,以排精异常、精液异常、精子异常为目;以育(指与生育有关的诸问题)为纲,以男子节育、男子不育及优生优育为目等。

    腺、性、精、育四大主症,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其中腺是基础,性是外象,精是物质,育是结果。四者存之与共,缺一不可。

    当代著名男科学家徐福松教授在其《男科纲目》中所首创的男科四大主症,与内、外、妇、儿之“四大”遥相呼应,发前贤所未发;以腺性精育四者为纲,下统九十余目,举纲繁目,满而不漏,全而不繁;创男科四大主症之先河,集男科学术经验之大成;其理论思维创新,学术体系完整,临床实践切用,理法深浅明晰,徐师四大主症——腺、性、精、育说的理论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男科学之内涵,为学科研究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依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学说无疑是男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内肾外肾论

    中医学的发展需要善于引入现代西医学理论等来破译中医理论中模糊而深奥的“黑箱”内容,逐步建立和发展清晰完善的独特理论体系。徐福松教授通过其长期男科临床实践,反复分析探究提炼出自成体系的内肾外肾之说,他认为:“肾主水,为水脏,称之为内肾;肾藏精,主生殖,称之为外肾。肾是生精、生气、生血的根本,也是生长、发育、生殖之根本。肾是藏精之处,施精之所,天癸之源,冲任之本。因此完整的肾不仅包括了西医学之泌尿系统、生殖系统和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系统,而且还包括了下丘脑—垂体—腺轴(甲状腺、胸腺、肾上腺)系统及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等。中医肾高度综合了西医学一些器官和系统的功能,形成了独特的‘肾主水,主生殖,藏精’等理论”。“内、外肾在解剖上相互联系,生理上密切相关,病理上相互关联,治疗上互相影响。内、外肾是中医肾的物质及功能基石。肾阴肾阳是中医肾的物质及功能的运用和体现。”

    其内肾外肾说提出之意义在于:

    ①阐明了中医肾之解剖、生理、病理,道出了内肾外肾之实质与功能,悟出了内肾外肾之真谛,强调了肾在机体调控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丰富、充实、发展了中医基础理论藏象学说的内容。

    ②它不但对男科,而且对其它学科疾病发病机理、临床诊治等实践认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③它明晰和发展了《内经》对肾的阐述,构建了中西医学理论实践融会贯通之桥梁,利于学科发展,易于启迪后学等。

    3阳痿阴亏说

    徐福松教授认为:阳道失于振奋虽与心、肝、脾、肾四脏功能失调和气血经络失和息息相关,据其数十年的男科临床实践实验观察分析,其病阴精亏损者甚多。临证每宗清•韩善徵《阳痿论》:“因于阳虚者少,因于阴虚者多”;“真阳伤者固有,而真阴伤者实多。何得谓阳痿尽是真火衰乎”;“独怪世之医家,一遇阳痿,不问虚实内外,概与温补燥热。若系阳虚,幸而偶中遂自以为切病;凡遇阴虚及他因者,皆施此法,每有阴茎反见强硬,流精不止,而为强中者,且有坐受温热之酷烈,而精枯液涸以死者”等发病和辨证规律之说,用滋阴法治疗阳痿病屡屡奏效,证实了韩氏经验具有极其现实的指导意义。并通过临床实验研究研制出二地鳖甲煎、滋阴起痿汤、滋水清肝汤等诸多论治阳痿的效验之方。

    然而徐师诊治阳痿并非唯泥拘“阴亏”一端,常常反复强调告诫:男子的性与生殖之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和五脏六腑、经络气血具有密切关系,男科疾病切莫囿于“肾亏”或责由“肝实”,最忌一病言论一法,男科临证局限于某个脏腑或单一的方法都是不对的,应该综合分析、整体论治等。

    方药中亦有:“阳痿早泄多阴伤,壮阳刚燥勿滥投”之说,“盖人之精液藏之于肾,不宜轻泄。若纵欲太过,相火偏亢,扰动精室;或劳心过度,心火日盛,肾水渐亏,均可出现阳痿、早泄。所谓‘心火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也。亦有因嗜膏粱厚味,湿热内蕴,久而化火伤阴,致肾精亏耗而出现此类病证者。”从患者发病年龄、临床兼证、治疗经过等分析认为:“阳痿早泄病以阴虚者居多,治疗时应从养阴人手,对于壮阳药应该慎用。”“临证经验,一般采取养阴降火之法,予知柏地黄丸为主。该方滋肾阴而降相火,肝肾同治,效果颇佳。”“观张景岳虽认为:‘火衰者十属八九,而火盛者仅有之耳’,但其治疗方中,并无大热壮阳之药……故治疗阳虚一类患者时,亦因阴损及阳,而于滋阴药中略加温补之品……以期阴中求阳。切忌滥用刚热燥涩之剂,否则相火炎炎,必有偏胜之害”等。

    4从肝论治阳痿说

    历代医家皆强调肝郁等肝之功能失调是阳痿致病之关键所在,“阳痿从肝论治”,此学术观点并非今人某某之所“明确提出”或“创立”,更非是“……带来了男科诊治的重大变革”;今人某某之著论叙述之中,其前后都自相矛盾,而不能自圆其论说。笔者认为应当避免同道等查识,若此似有一扫前贤、不实事求是之嫌等。

    历代医籍早就有明确记载,如:《灵枢》有厥阴之脉“环阴器”,厥阴之筋“结于阴器”,其病“阴器不用,伤于内则不起”,经筋之病“阴痿不用”。

    《明医杂著•男子阴痿》:“阴茎属肝之经络,盖肝者,木也,如木得湛露则森立,遇酷热则萎悴。若因肝经湿热,用龙胆泻肝汤,以清肝火,导湿热;若因肝经燥热,用六味丸,以滋肾水,养肝血而自安”。

    《广嗣纪要•调元篇》:“阳痿,少年贫贱之人犯之,多属于郁,宜逍遥散以通之,再用白蒺藜……以其通阳也。”

    《医述》引《医参云》:“肝主筋,外肾不兴则肝衰矣”。

    景岳全书•阳痿》:“凡思虑焦劳忧郁太过者,多致阳痿”;“凡肝湿热以致宗筋太过者,多致阳痿”;“凡肝肾湿热以致宗筋弛纵者,亦为阳痿。”

    《慎斋遗书》:“郁郁不乐,遂成肝伤,肝木不能疏达,亦致阳痿不起”。

    《辨证录•卷十》:“人之阳物,修伟者,因其肝气之有余;阳物细小者,由于肝气不足;以阴器为筋之余也。又属宗筋之会,肝气旺而宗筋伸;肝气虚则宗筋缩;肝气寒则阴器缩;肝气热则阴器伸;是阳物之大小全在肝经盛衰寒热之故也”

    《张氏医通》曰:“阴痿,当责之精衰,斫伤太过所致,经云足厥阴之经,伤于内则不起也……薛立斋云:按阴茎属肝之经络,若因肝经湿热而患者,用龙胆泻肝汤,以清肝火,导湿热。若因肝经燥热而患者,用六味丸,以滋肾水,养肝血,而痿自起。阴痿弱而两丸冷,阴汗如水……此肝经湿热,宜龙胆泻肝汤……前阴痿弱,阴囊湿痒臊气,柴胡胜湿汤”。

    《杂病源流犀烛》谓:“前阴诸疾,肝、任、督三经病也,…又有矢志之人,抑郁伤肝,肝木不能疏泄,亦致阴痿不起,宜达郁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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