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之路-治学杂谈（谢海洲）

       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谢海洲
       【作者简介】谢海洲（1919～），河北临榆县人。幼承家技，从事中医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近四十年。致力于本草学的研究，对于中医理论和临床也有一定造诣。主要著作有《中药常识》、《常用药品小辞典》（与于力合编）、《药物手册·中药部分》，《北京四大名医》等。
       我业医近四十年，虽小有成绩，然教训也不少，谈一淡为后学者借鉴。
       幼承家技博采众长
       我出身一个中医的家庭，祖父、父母和叔父都是终生以医为业。祖父是一位穷秀才，不事生产，只知读书，且为绅士们教家馆，有时自己也课徒。他经营了两间小药铺，代卖成药，兼看病。父亲、叔父、母亲随祖父学习医术，经常采集当地药材，去杂晾干，为病人做些丸散膏丹之类，收些小赞以度日。
       祖父课徒很有经验，主张先学《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然后学程锺龄的《医学心悟》，参考《笔花医镜》、《医宗必读》，再学习《内经知要》，参考《灵素类纂约注》，回过头来学习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看《医学从众录》、《医学实在易》，背《长沙方歌括》。这种先《伤寒》、《金匮》，后《温病》的教学自学方法，北方民间医生大都相似，与南方医生先《温病》、后《伤寒》的学习方法迥然有别。他十分重视背诵，身体力行，能从头至尾背诵《医宗金鉴》和陈修园医书二十四种。我在家庭影响下，到十二、三岁时已能读《古文观止》及一些医书，并能背诵二、三十篇古文和《内经知要》及一些药物、方歌等。
       在「九·一八」事变前，父亲害急性传染病故去，母亲也放弃中医事业，进入山海关普济医院随外国季大夫（犹太人）学习西医，后来就随同到北京妇婴医院工作（为教会医院）。我初中毕业后随母到京，为生活所迫，在医院开电梯，并利用工余，在青年会学习英文。
       进北京第二年报考汇文中学，因母亲在教会医院工作，子女得以免费并可领取助学金。还可利用每年寒暑假在图书馆工作的机会，得以翻阅文史线装书。此时深得国文教员李戏鱼、高庆赐的指点，学习他们的讲稿、方案、笔记等。毕业后，留校教初中语文，在此期间以志于医学，得与余冠五探讨医学理论。在任教同时考入北大农学院学习两年日文，大部精力仍教书习医。此时结识了周军声老师。周先生医学娴熟，善于诱掖后进，在他的帮助下，自学了同仁会与上海博学会的西医书。更值得提及的是，经周先生介绍此间得以拜赵烯黄先生为师。赵先生是本草学专家，而且对文献学、文史版本考据校雠学都有研究，鉴定古文物经验也相当丰富。他常提供我图书实物，指导阅读，并为修改稿件，为我在本草方面的学习奠定了基础。赵先生教读书与自学的方法等，使我打消了学西医的念头，又回转来学习中医了。自此多年来，追随赵先生，深得其耐心教诲，受益良多。在赵先生处结识了徐衡之先生。他是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教师，与章次公先生最为要好，他学问渊博，得以互相问难，探讨医理，广开了眼界，提高了学术水平。至此决心深入钻研中医理论及本草方剂等，于一九四七年投考中医，通过鉴定合格，终于夙愿得偿。
       一九五0年，伤寒学家陈慎吾，约我协助为其主办的汇通中医学校担任本草方剂的讲授，并有幸先后聆听陈先生讲《伤寒论》达三、四遍之多，深感差距之大。尽管我看过、背诵过《伤寒论》，也看过注家，但很多还是一知半解。陈先生条条用自己独到见解来解释，不拘于注家，而是前后呼应，左右逢源，融会贯通。并采用类证、类方、类病等归类方法研究，条理有序，一目了然，易学易记。后来，我将这种方法应用到《金匮》学习和读其它的书，也无不效验。
       我在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教书时，叉得遇钱达根先生，他熟谙古典文学，通干嘉考据之学，通过共同编写讲稿，向他学了不少东西。又经常请教过瞿文楼先生、金书田先生。瞿先生主张背诵《神农本草经三家注》[张隐巷、叶天士（实为姚球）陈修圆]，使我在本草研究上受益匪浅。
       众所周知，祖国医学源流久远，流派极多，学术见解各有千秋。我早年较注重拜师访友，与同道互相切磋，不耻下问，深得诸家之益处。
       除此以外，对富于创觅，独具一格的医家著作，更是择善而从之。在这一点上，我常想：本来我这北方民间医生，只会开大柴胡、大青龙之类的方子，对于温热病就需向南方医生学习。底本就是《张聿青医案》和费伯雄的《医醇媵义》。丸方膏方偏学前者，处理急性热病多学后者。张聿青少承家学，毕生勤于临床辨证察色，尤长脉诊，极注意节令等对病人的影响。曾着《如梦录》一篇，自述一生为人行事，其经历越艰苦，其成就越大，钻研越深，所得越多。费伯雄先生习举子业，后学医，清咸丰，』可治年问，以医名远近，请诊者踵相接，乃居遂成繁盛之区。费氏治学，宗于东垣、丹溪，不偏不倚，善于通变化哉古人有效之剂。
       学医就要有善于撷众长的学风，既向书本学习，又要向师友请教。至今我仍常常热望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从中汲取营养。利用余暇翻阅近代医学杂志期刊，凡遇有效之一方一药，凡有新颖独特学术见解，都笔记于册，推敲揣摩，深入研究，或验之于】摇床，重复推广。例如曾向《中医杂志》学习过一个治疗白，塞氏病的方法，用犀角地黄汤、兰黄解毒汤、当归连翘赤小豆汤加升麻、土茯苓，临床用之辄效。又如曾亲自走访老中医张仲元先生，学习他治精神病的宝贵经验，并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分析，写成医话。
       熟读经典苦学本草
       经典著作是中医理论的源泉，有了熟读乃至重点篇章能够背诵的硬功，博览各家各派，才能抓住重点。老一辈所以能引经据典，脱日而出，如数家诊，就是困年轻时下过一番苦功。经典读熟了，以后才有豁然贯通之妙。尤其在青少年时，奠基更为重要。我四岁时，随祖父课徒的学生念些歌赋，虽不理解，念得多了，也就记住了。背，不单纯是记忆的问题，还有加深理懈的作用。学习方歇、药物更是如此，不背不成。熟背才能得心应手，口到笔到，熟能生巧。临术时初有方，后无方，最后又有方。这种意境都是背诵、记忆、实践、提高的过程。背诵开始要少，由少而多，积腋成裘，积沙成塔。到一段落，可以暂放，再另起第二段落，记熟了再开始第三段。《金匮要略》我就是这样分条分段背诵的，一共四百条都能朗朗上口，永志不忘，并可由此及彼，互相联想，互相印证。这种背诵的「童子功」，对学中医的人是必备的。
       回顾早年学医的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启蒙（或称入门）阶段。开始时，背学《医学三字经努、《四百味》、《四诊心法》、《药性赋》。不懂的字词在老师的指导下查字典，疑难问题请老师讲解。
       第二阶段，学《神农本草三家注》、《内经知要》、《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温病条辨》，同时参考《本草备要》、《灵素类纂约注》、《长沙方歌括》等。重点章句，熟读乃至背诵，并做些读书笔记。
       第三阶段，背《汤头歌诀》、读《医方集解》，参考《成方切用拜、《成方便读》等，打一点方剂学的基础。
       第四阶段，读内科方面的书籍。初起可学《医学刍言》、《医学心悟》、《医宗必读》、《笔花医镜》。边学边写心得笔记。最后，再看李用粹《证治汇补》、林佩琴《类证治裁》、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还兼看一些各家的书，妇科如陈修园的《女科要旨》、明武之望《济阴纲目》，儿科可由《保婴要旨》到《万密斋儿科》、《幼幼集成》等。
       这样大约需三年时间，其间一半时间临床，一半读书。临床忙时挤时间学，利用「三余」时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抓紧零散时间，且要有毅力。读书是艰苦的，但可读出趣味来。
       我常以自身浮浅的体会告诉随学的学生说：「作为中医，熟读经典著作，触类而旁通．这是贯彻始终的学问，舍此是无径可循的。
       多年来，我一直注重本草学的研究。我认为成认方药是治疗疾病的前提，没有方药，临床恰似无米之炊，巧妇也难为之。后来，从事教学工作，进一步提高了中药理论水平。解放初，协助陈慎吾先生创办北京汇通学校，主讲《神农本草经》。一九五六年北京中医学院成立后，在中药教研组任讲师。因具有英、日两门外语基础，得以不断学习中外各种研究成果，扩展了中药研究的深度、广度，为深入探讨提供了条件。由于酷爱本草，重视实地考查。在三十年代后期，曾追随赵爝黄先生多次到河北祁州（安国）药材市场，辽宁营口人参市场，也参观过四大怀药产区，到抗州笕桥了解生地的栽培，到四川绵阳考察大面积栽培麦冬，到灌县考察种植川芎。每次都眼到，口到、笔到，均能总结经验，写成考察文章。此外，还参观过重庆佟君阁曲厂，杭州{胡炭余堂，苏州雷允卜，卜海蔡同德堂、姜衍泽，北京同仁堂老式药厂等。教学期问，随学生采集中草药，炮制、配制丸散膏丹等，教学相长，提高了实际操作技能。
       为了使脏腑辨证及药物应用熔为一体，有益于临床工作，我对张元素《脏腑标本药式》进行了初步探讨。该书原本虽已亡佚，但在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录下来了。张元素的弟子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人师其法，于他们著作中亦可见一斑。其后，张山雷纂辑了《脏腑药式补正》，按脏腑分类用药，作了系统的理论概括，言简意赅，切于实用。我注意将古人用药经验证之于临床，察之于古，验之于今，努力取得直接的体验。
       我觉得研究本草，不能忽视药物的组方及炮制工作。中医方剂是一个单元，正于一味中药是一个单元一样。组方配伍，要与辨证有机结合，法随证立，方依法出。张景岳说；「夫方之善者，得其宜也，可以法也；方之不善者，失其宜也，失其宜者，可为鉴也。」所谓得其宜者，得法之宜也。徐洄溪也指出：「若夫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写一方以治病，方虽云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由此可见，古人制方用药，务求方中有法，法中有方。量方用药，有规矩准绳。制方要通权达变，取前人经验，不落前人窠臼。古人谓方之为做也，傲病而有力者也。正如喻嘉言所云：「凡用药太过、不及皆非适宜，而不及尚可加，太过则病去药存，为害最烈。」我体会，在组方配伍中，除注意君压佐使等组方原则外，还应根据治法要求，处理好五个辨证关系：．
       一日散与收。散指发散、宣散，多指祛除外邪，宣通气机，收指收微固脱，固摄气血之谓。二者相互为用，互相制约。如虚人外感，既要祛除外邢，甩荆防之辛散，叉要助其正气以芪术之甘温固表，所谓黄芪防风相畏而相使，实际上是反应了扶正祛邪两种治法的作用。
       二日攻与补。攻为祛邪，补为扶正。应根据邪正斗争情况，将攻补灵活配合，两者之中，关键在于扶正。《伤寒论》保胃气、存津液，温病之「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皆在于顾护正气。正如十枣汤之用大枣，白虎汤之粳米、甘草，小柴胡汤之党参…．．我每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及攻伐之剂，必适当佐以顾护正气之品，正本此意。至于具体方药之多少，或平补平泻，均应据证灵括掌握，惟以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留邪为目的。，
       三曰温与清。温指「寒者热之」，清指「热者寒之」，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治寒不远热，治热不远寒」，是治则之大法。但因病情复杂多变，组方配伍并非纯用寒热，而是寒热并施，温清并用。寒热错杂之证，自不待言。真假寒热之证，因纯用寒热易致格拒不受，亦需反佐一、=味药性相反之品，谓之反治。根据方剂配伍及治疗的需要，常宜灵活伍用寒热之剂，如左金之萸连，交泰之连桂，取其相互制约、相反相成之功，或为监制他药以防其偏。这些药物虽数少而量轻，但其效用颇大，往往有出奇制胜之妙。
       四日升与降。升指提升，言其向上，降指通降，谓其向下。升降本为人体血气之正常运动，所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若升降失常，则生化无权。故治病当调气机之升降，配伍应注意药物的升陬使气升降相宜，调配得当，升者不可升而无制，降者不可降之太过。女眩晕一证，无论病因若何，其病机无非清者不升，浊者不降所致，应升清降浊并用。虚者，升其清阳为主，升麻、荷叶之属皆可加入，实者，降其浊气为主，重镇潜降之品皆可选用。
       五日静与动。静者言其阴柔呆滞也，属阴，动者言其行走通达也，属阳。补益之剂，尤其滋阴养血之品，易于壅塞气机，故其性多静而宣通之剂，如行气活血通阳气之品，则多属动。组方配伍时，应注意动静结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如补法最易引起脘腹痞胀，纳食欠佳等气机不畅、胃气不和之证，或郁而化火变生它疾，常宜台宣通和胃之法，佐以动药，以行其滞，宣其痞，散其壅，故补气常佐以行气，补血常佐以活血养阴注意助阳化气，温阳注意阴阳互根，才能补而不滞，滋而不腻，阳生阴长，能生能化。我临证尤其喜用羌活一昧，其具宣通气机促进生化之力，用补益之法时，均可佐入，甚得其益。亦应注意动中有静，通中有补，防止用过，伤其正气。
       这五个关系相互渗透、互相联系，其间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可补君臣佐使之不足。组方配伍时若能处理妥当，对提高辨证论治水平必有帮助。
       此外，临证选药务使精当，推敲玩味，始能切中病情，制方在于常法之中，选药要有独到之处。我应用活血化瘀法时，常将伤科常用之刘寄奴、鬼箭羽、苏木、泽兰等用于内科，效果颇佳。在应用扶正固本法时，常用胡桃肉、黑芝麻、补骨脂、龙眼肉等平和温润之品补肾益脑而收功。在辨证论治指导下，还将现代药理研究成果为我所用。如血小板减少症常合用一些有升血小板作用的药物，。如连翘、首乌等，粒细胞减少症，应用较大剂量鸡血藤等}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应用桔梗、远志、紫菀等。这些药物的应用一般并不违背中医理论。
       着重临床法中求法
       我从事本草研究多年，但始终不愿放弃临床，并力求做到临床、教学，科研三位一体。因为我觉得既有丰富的药物学知识，又有临床l侔会，医药并茂，方为上工。本人虽非上工，但毕生是向这方面努力的。
       下面就中医治法方面的一些问题谈一点体会。
       对疾病进行辨证之后，确立治法用药，是诊治疾病的基本过程。确立治法为理法方药中承先启后的重要一环。固然，无正确的辨证，就无有效的治疗}但若无正确的论治，虽则辨证无误，亦属徒劳无功。总之是立法一错，方药全误。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理论基础，对基本治法进行了初步总结。随着医疗实践的发展，遂有八法的形成。但我认为，八法只是一个总的原则，临证中具体治法应用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人体会，人体生理、病理应以邪正斗争为中心，应着眼于扶正祛邪，恢复人体正常之生理状态，救病有寒热虚实，治有温清补泻；脏腑有生克制化，治有补母泻予病有六淫七情，治也各有不同，应随其病因病机而转变。人以正气为本。尤其要重视脾胃脏腑活动中作为先、后天之本的重要地位。肾为先天水火之脏，元阴元阳之所居，命门所系，元气之根，是一身气化之源，其为「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能藏精生髓主骨充脑，扳为「作强之官」，主水液代谢，司生殖发育，为人体生命活动之动力，抗御外邪之源泉。肾的功能关系到全身脏腑，肾病必影响其它脏腑，而其它脏腑病变，后期也必影响到肾，所谓「久病及肾」，动摇根本。但先天之本肾，又必赖后天之本脾的营养。人生之后，先天之源已断，赖后天水谷精微之气补充。故《内经》指出「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李东垣进一步指出：「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说明了后天脾胃对先天元气的作用。不仅在生长发育中赖后天水谷之精荣养，而且在病理情况下，亦赖脾胃健运方能祛除外邪，扶助胃气，恢复脏腑功能。况且，不仅水谷由脾胃受纳运化，而药物亦赖其吸收输布。临证时尤应注意胃气的存亡。「有胃则生，无胃则死」。治疗上宜顾护胃气，如「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乃其胃气来复。
       「血气为神，要在疏通」。《内经》指出：「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素问·调经论》）卫说：「人之血气精神者，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灵枢·本脏》）人体一切生理功能的完成，皆赖气血充盛。所以，「气血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索问·八正神明论>》我认为气血是脏腑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病理变化的依据。调养气血为摄生之首务，论治之中心。脏腑功能正常，不仅在于气血充盛，且贵在气血通调，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若外邪侵袭或脏腑失和，则气血运行失调，发生病变，并进而引起各个脏腑功能异常。《素问·调经论》说：「气血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朱丹溪也指出：「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百病生焉。」王清任更指出：「治病之耍诀在明白气机。无论外感内伤，要知初病伤人何物……所伤者无非气血。」故凡病必有气血失调。其在表者，必是营卫失和；其在里者，则是脏腑之阴阳气血不调，轻者在气，重者入血，轻者气血不畅，重者气血瘀滞，甚则形成积聚。
       诸般病症，由此而生。
       基于上述认识，临证时常在八法基础上，以扶正培本、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三法为习用之法。推敲揣摩，稍有所得。
       扶正培本属八法中补法范畴。扶正者，扶助正气，补益气血阴阳，培本者，培补脾肾。张景岳曾说；「世未有正气复而邪不退者，也未有正气竭而命不倾者。」可见治病之关键在于扶助正气。扶正培本法在临床上主要用于虚证和虚实夹杂证。我常以扶正培本以增强抗病能力祛邪外出。对老人体弱、久病者、产后等正不足者，不可徒攻其邪，烈致邪未去而正又竭，病未除而人先危。邪势猖厥，若已伤正，也无忘顾护正气。应用时要抓住三点：①益气血重在补脾。脾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只有脾气健运，才能化源充足，益气生血。而且脾统血之功，脾虚失其统摄血脉之力，便多有出血之患。而且出血又能加重血虚。所以出血之证亦必须健脾益气，方能使血归于经。对于气血两虚或气虚不摄血，我从补脾入手，当归补血汤或归脾汤加减用之常获良效。在补益气血中还应注意气血相互依存的关系。血瘀时行气以活血，血虚时益气生血，大出血时，注意「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故有用独参汤之举。还应注意血对气的作用。「血不充盛则气无所藏，血失皤润则气易耗散」。李东垣创补中益气汤用当归「以和血脉』，我常在补气时佐入当归等血分药，取血为气母之意。②补阴阳应当益肾。肾为元阴元阳之所居，五脏阴阳之虚衰，皆影响肾之阴阳。故凡阴阳虚衰之证，应当注意益肾。张景岳说：「善补阳者，必于明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予阳中求阴，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故肾气、右归之中，以六昧补阴，桂附温阳，所谓水中补火左归之中，熟地、山药，杞子养阴，又伍以鹿胶、菟丝之温肾，以防阴凝不解。我曾治一妇人，年三十一岁，两年前因产后大出血致乳房萎缩，经闭不行。近两月来又毛发脱落，性欲全无。兼见气短、心悸、失眠、健忘，腰酸畏寒，手足逆冷，全身痿软，舌淡胖无苔，脉沉细无力。经西医诊断为「席汉氏综合征」。我辨之以肾气虚损，气血大亏。投以扶正培本、补肾养血之剂，方用当归、熟地、五睐子，山萸肉、川芎、仙茅、菟丝子、仙灵脾、黄芪、自术、沙苑子、枸杞子、牛膝，服四十余剂而愈。本例用归、地、五味、萸肉等滋阴养血的同时，合以温阳益气=仙、黄苠以阳中求阴，求得其生化之妙，遂使虚袁火证起而复兴。我在补肾时，还特别重视肾和脑髓的关系。我依据中医理论指导，将一些脑、脊髓等中枢系统疾患归于脑髓，而将一些造血系统疾患归于骨髓，提出了补肾养脑生髓的治法，自拟「补肾养脑汤」（紫河车、龙眼肉、桑椹、熟地、当归、赤自芍、丹参、莜苓、太子参、生蒲黄、菖蒲、郁金）和「补肾生髓汤」（紫河车、熟地、龟板胶、党参、黄芪、黑桑椹、制首乌，黄精、当归、仙鹤草、砂仁、鸡血藤），收到一定疗效。③补脏腑注意生制。调补脏腑的基本原则，即《难经·十四难》指出的：「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和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气者益其精。」要根据各脏腑的特点及其虚衰情况进行调治。尤其应注意各脏腑间生克制化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相生的方面，即所谓「虚则补其母」的间接补法。如培土生金、扶土抑木、补火助土，滋水涵木等。相互资生中最重要莫过于先、后天之本的作用。困脏腑生机在肾，补养在脾，故临证诊病，先察脾胃是否健旺，继思气化是否正常。脏腑失调，脾肾俱虚时，先补脾以资化源，后益肾以固根本。
       在应用扶正培本法时，我常常注意以下几点：
       （一）明辨虚实。注意「大实有赢状，至虚有盛候」，不犯虚虚实实之戒。
       （二）根据病情分别选择不同补法。如病势急迫，气血暴脱，宜用峻补，且应补足，使药效持续方能挽救于万一。否则药性一过，元气复脱，则功亏一篑。而对于慢性病，则宜用缓补之法，须日积月累，至一定时日始觅功效，不急于求成或浅尝辄止。
       （三）防止补药之弊。壮阳之剂久用易生虚火，宜少佐柔润之品，滋阴之品，多用腻膈碍胃，酌加理气和胃之药。务使补气不壅中，养阴不碍胃，才能补而得效。
       （四）注意「虚不受补」。虚不受补或因脾胃虚弱，补而不适；或因遣药不当，过于壅滞；或因夹有余邪痰浊一正如陈若虚所说：「受补者自无痰火内毒之相杂，不受补者，乃有阴火湿热之相攻。」（《外科正宗》）故常根据情况，或予调理脾胃，或用平补、清补、缓补之法，或先祛内停之痰浊湿热，方能奏效。
       （五）注意时令剂型。《内经》有「春夏养阳，秋冬养戮？之说，诸家认识也不尽一致。但服药之时令确需注意。我认为立冬至春分的四个月中，乃万物闭藏之时，人合天地阴阳，气血固摄于内，又少化火滞气之弊，是服补剂的最好时令。而且慢性虚证，又非一汤一药所能马上奏效。故常配以膏丸之剂调理，久用方能收功。
       （六）注意食养摄生。扶正培本不可专恃药饵。
       「药能治病，未可能补人」「病去则养之」。《内经》提出；「谷肉果柴，食养尽之。」这是值得认真领会的。活血化瘀法是针对血失调达的「瘀血」病变提出的一种治法。活血即疏畅血流，化瘀即消散瘀滞。我体会瘀血的主要症候特点有：
       病史有外伤、手术史，极易损伤脉络，形成瘀血。有出血史，各种内外出血皆可使血溢脉外，形成瘀血。病程较长，「久病入络」，由气及血，导致血行瘀滞。
       症状①疼痛，刺痛样感，痛有定处，拒按，②肿块；④胸腹满闷，「欲捣其胸上」，④发热，入暮发热或身觉烦热而体温不高，但也随瘀血部位不同而各异，如「瘀血在肌肉，则翕翕发热」}⑤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咽；⑥皮肤粗糙，甚则甲错，颜色黯黑或出现瘀点、瘀斑，或面颈部出现红丝赤缕或掌色暗红，或唇甲紫绀；⑦大便色黑而润，或如柏油样；⑧出血}③精神方面出现健忘，发狂等证，。血在下如狂，血在上善忘」，⑩月经不调，经色紫黑有块或痛经。
       舌脉脉象沉细弦涩或结代；唇舌暗红或发紫，甚或紫蓝，或有瘀点、瘀斑，舌下脉络粗大，曲张色暗。以上诸症，最重视舌象的变化。因气血的微小变化从舌质上反映最早。对于本法我主要用于如下病症；④外伤后遗症。．早期采取活血化瘀法。我吸收了伤科治疗跌打损伤经验，受七厘散、紫金锭、回生第一丹等方启发，自拟「脑震荡后遗症方」，药用苏木、刘寄奴、鬼箭羽、土氅虫、菖蒲、猪莶草、鸡血藤、泽兰、，赤芍、川芎。②痛证。唐容川说：「凡是疼痛皆瘀血凝滞之故也。」举凡痹证、心腹疼痛、胃脘痛、头痛等都是不同部位的气血凝滞，故常以活血化瘀法冶之。但应注意所在脏腑及夹杂病邪的不同，配合不同方法，选择不同药物。风证。包括内风、外风，主要指肝风内动引起之眩晕。头痛、口眼歪邪，震颤抽搐，甚至突然昏仆等证。风窜经络则可引起麻木瘫痪，半身不遂。无论内风、外风，当先从血脉论治。故有「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说。外风当兼行血活血，内风则宜养血活血。且内风多兼脏腑阴阳之失调，或夹痰浊为患，应合用它法，方能十全。血证。
       指出血和发斑。唐容川说：。凡系离经之血，与养莱周身之血已睽绝而不合……此血在身，不能加于好血，而反阻新血之化机，故凡血证总以祛瘀为要。」我在治疗各种血证，如白血病、再障、血小板减少症等，并非一味补血止血，而且据证配合活血化瘀之法，选用作用较轻的活血化瘀药或祛瘀止血之品，如丹皮、赤芍、生蒲黄、茜草、三七等。⑤久病。必然会出现由气及血、由经入络的病理机转，引起血行瘀滞。叶天士在其医案中多次论道：「经几年宿病，病必在络。」周学海亦弓l叶氏之说认为；「凡大寒大热病后，脉络之中必有推荡不尽之瘀血。」许多慢性病后期多有血瘀的病理变化。如《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之大黄蜜虫丸证，出现「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之干血痨症，即是五脏虚劳，引起经络营卫气伤而致的瘀血现象。这既是许多慢性病出现虚宴夹杂的原因，也是一些虚证补之不当或虚不受补的原因之一。对这类病症我采用补中有消、消补结合或以消为补的治法。如大黄蜜虫丸即是一个「缓中补虚」的良方，常为我用。我认为，活血化瘀法是以通为补的方法，久病虚宴夹杂皆可用之。症瘕积聚，都是气血积滞而成，《灵枢·百病始生》指出：「凝血蕴里而不散，沣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皆成矣。」王清任亦说；「结块者，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此时，须选用祛瘀力强兼有软坚化积作用的药物，如鳖甲、丹参，王不留行、三棱、莪术等。我还特别喜用虫类药，如虻虫、水蛭、蜜虫、鼠妇等。此类药善走窜入络，通经破瘀之力甚强。这与叶氏主张「通络之法，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其义相合。⑦妇人病。妇人以血为先天。肝藏血，若肝气郁结，失其谰达则经血不调，或经产之后，血络受损，护调失当，均可引起经带胎产诸病。如经闭、痛经、月经不凋、不孕症，慢性盆腔炎等均可用活血化瘀法，但常需与舒肝理气药合用。选药时，多选用兼有：词经作用之活血化瘀药，如当归、丹皮、赤芍、灵脂、香附、元胡、蒲黄等。
       在应用活血化瘀法时，我常注意以下问题：
       （一）气血关系。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活血化瘀中佐入行气理气之品，虚证宜加益气之品，冀其推动血液运行。
       （二）辨明虚实。血瘀一证，局部观之属实，整体又多兼虚，注意祛瘀不伤正，补虚不留瘀。
       （三）分清寒热。予以温经散寒或清热凉血之法，切不可泥于「温则行之」，而一味温热，也不可拘于「遇寒则凝」而忌用寒凉。
       （四）明确部位。我临床依瘀血部位不同，分别选用不同方药。。头部常用通窍活血汤或自拟「脑震荡后遗症方」』胸膈以上及两胁用血府逐瘀汤、复元活血汤及旋复花汤等，腹中用膈下逐瘀汤，脐下用少腹逐瘀汤或当归芍药散，半身用补阳还五汤，关节痹痛用身痛逐瘀汤等。
       （五）瘀血轻重。一般瘀血不畅，行血活血即可；瘀血内停者，应活血祛瘀，形成症瘕痞块则应用消症破瘀通经之法。
       （六）根据病情配合它法。正虚者，扶正祛瘀；出血者，止血祛瘀，兼寒者，散寒祛瘀；夹热者，清热祛麝，有痰者，化痰祛瘀；因湿者，渗利祛瘀，有肿毒者，消肿祛瘀；积块者，软坚祛瘀妇人者，通经祛瘀等。
       清热解毒法包括清热和解毒两方面，两者互相渗透密切相关，应从热和毒两方面理解本法。热证，临床观察火热颇多。《内经》病机十九条中属火属热者占九条，几近一半。故河间有「六气皆从火化」之说。凡引起人体上下内外表里脏腑明阳失调，阴虚阳盛者皆可形成火热之证。毒之为病古人多指药毒、食毒及蛊毒等，以后则邪毒并称，有所谓火毒、热毒、湿毒、水毒、血毒、温毒等。今人将癌肿病因称为癌毒，可见毒的概念甚广。我体会，凡邪之甚者，重伤气血或伤及脏腑组织出现红肿、糜烂、溃疡等症，皆可谓毒。毒与火热有关，并非凡毒皆属火热。清热解毒法是指清解热毒而言的。热毒的临证特点：①一般表现。程锺龄将热证特点归纳为「口渴能消水，喜冷饮食，烦躁，溺短赤，便结，脉数。」它如身热，面红目赤，皮肤粘膜发红，头痛头晕等证也常出现。②组织损伤。火邪热毒易灼伤内外脏腑组织，引起局部红肿、糜烂、溃疡或形成哝肿。③血证。迫血妄行，引起各种出血发斑之证。④神志症状。引起心神不安，烦躁不宁，重则热毒入心，邪闭心包引起谵语，或热极生风出现痉厥抽搐之症。⑤舌脉。舌多红绎或暗红，舌苔黄腻，或光剥，或焦黑起刺，或燥裂少津，脉多疾数有力或疾促细数等。
       我在临床中清热解毒法只用于三方面：
       （一）痈疡。凡出现痈肿疮疡组织损伤之属于阳证者皆用之，仙方活命饮、五昧消毒饮、黄连解毒汤主之。内痈之证，配合活血化瘀排脓之法，如肺痈则以千金苇茎汤合桔梗汤加赤芍、鱼腥草、薏苡仁、赤芍等。慢性发作常合用当归芍药散加减。。
       （二）热毒伤及脏腑、气血。应辨其部位，分别采用清气凉血或清脏腑热毒等治法。若热毒在血则凉血解毒，并辨明虚实，调理脏腑阴阳，一般我常用犀角地黄汤加减。因犀角价昂难得，又常以玳瑁或广角代之，称之为「玳瑁地黄沥」，亦有其效。若热毒伤及脏腑经络则应辨明所属，结合生理病理特点立法用药。
       （三）癌。癌之名称古已有之，最早见于宋《卫济宝书》。其发生原因一般认为由于外感邪毒、七情郁结、饮食起居失节引起脏腑气血失调或痰湿瘀毒等积聚而成。我治疗癌症重视清热解毒法。并根据癌肿部位、性质及兼央邪气，以整体观为指导，配合扶正培本、活血化瘀等法综台治疗。如白血病，初期或复发时，正气尚可，而邪毒又甚，表现为幼稚细胞极度增多，全身热毒症候明显，以清热解毒为主，扶正培本为辅。缓解期则以扶正培本为主，清热解毒为辅，活血化瘀相机而兼用。清热解毒药常用青黛、龙葵、雄黄、墓头同、芦荟、蚤休、『白花蛇舌草、黄药子等。
       在应用清热解毒法时，要注意：①热毒的轻重；②颐护脾胃。因清热解毒多苦寒之品，易伤胃气，可佐入健脾和胃之药，对于脾胃虚弱者尤应慎重③正确对待「炎证」。「炎证」虽多属热证，但亦不尽然，而热证也并非皆是「炎证」，切不可一见炎证即清热解毒。反之，某些清热解毒法有消炎抗菌作用，但并非清热解毒仅是消炎抗苗，更不能把清热解毒药物当成抗菌素使用。抗菌消炎和清热解毒是中西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上面列举三法，寓举一反三之意，藉以法中求法，说明只有重视实践，才能对学术问题深入探求。
       实际上，临证要圆机活法，因病证变化无穷，治法岂能有限。若死守三法恰似削足适履，亦无异胶柱鼓瑟。程锺龄说：「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各法配合，方能万举万当。不同疾病固然用不同治法，即是同一疾病，亦非能以一法同治。应根据辨证论治原则，针对不同病机，确立不同治法。另一方面，治法虽贵在灵活，然在辨明症侯，确定治法之后，又要执持定见，不可朝秦暮楚，随便易法。灵活与定见，似相反而实相成。不灵活则难以应万病之机，无定见则难以收施治之效。而灵活、定见又都以辨证准确为前提。
       （嘏芮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