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之路-精研潭思老而弥笃（张伯臾）

       上海中医学院教授 张伯臾
       【作者简介】张伯臾（1901～），上海川沙县人。一九二三年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又在丁甘仁先生门下学习一年，深受教益。一九二四年返乡行医，一九三七年又在沪悬壶。一九五六年应聘到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后改为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从事中医内科和教学工作。中医临床前后凡六十年，长于内科杂病，辨证细致，分析精当，疗效卓著，深得病家信仰。撰有《张伯臾医案》，《中医中药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的经验》等。
       我幼年在农村中度过。当时农村哀鸿遍野，疫病流行，农民染病之后，常无力求医，倒毙者不可胜数。这对我童年的心灵触动很大。
       记得当时孟河名医丁甘仁先生在上海创办了中医专门学校，名噪大江南北，它是许多有志于岐黄之术青年的响往之所，我也是其中一个。经过努力，终于在十八岁那年考入了该校，成为该校第三届学生中的一员。
       入学后，同窗学友多有聪慧敏捷者，而我自知性较钝缓，故加倍努力，以勤补拙，终于获得较为优异的成绩，于一九二三年毕业。旋又师事丁甘仁先生，得蒙深造，获益良多。一年后，返乡梓行医。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兵燹延及浦东，全家移居市区，设门诊所于当时的「中医疗养院」。解放后，应聘到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后改为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及教学工作。十年内乱期间，虽身遭迫害，犹潜心医业。粉碎「四人帮」后，我虽已年届耄耋，但党和人民仍然绐了我「中医教授」及「上海市科学大会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这对我来说是且感且愧的。在有生之年中，除了加倍努力，做好工作，以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之外，其余一切皆无所萦怀。下面就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点滴体会，简要陈述于下，或与年青一代有所裨益。
       治学尚实不拘门户
       中医治学之道，以《内经》、《伤寒杂病论》为基础，但同时叉必须撷采众长，这样才能增进学识，提高医术。然而，中医书籍中有不少门户之见，故阅读医书，不能盲从，不能不加思索地兼收并蓄，重要的在于认真地进行临床验证，方能学得真谛。例如，徐灵胎弹注的《临}正指南医案》，是我一生爱凄的书。叶、徐两家均是一代名医，但在学术见解上，常有相佐之处。如《临汪指南医案》的吐血门中，叶氏常用麦冬、五昧子、玉竹、沙参等品。徐灵胎持不同意见，认为：「吐血咳嗽乃肺家痰火盘踞之病，岂宜峻补」；「今吐血之嗽，火邪入肺，痰凝血涌，惟恐其不散不降，乃反欲其痰火收住肺中，不放一毫出路，是何法吐王！」对此两说，在我始学之时，确有莫衷一是之感。为释疑团，我在临床中留心十余年，始有所悟，遂作批语如下：「徐叶两家之言，似乎背道，实乃相辅而不悖。吐血咳嗽而痰火恋肺者，麦冬、五味之属，当在禁用之列，以免助纣。然临证中，所遇肺阴已伤，舌红绛，脉细数而咳嵌吐血者不少。以阴虚为重，沙参、麦冬、玉竹等药，均属对症佳品，岂能废用？徒持苦寒，反伤胃气，非其治也。故徐、叶之说，未可偏废，须相机而用，取效临床。仲景有麦门冬汤，麦冬半夏同伍，补阴而不窒腻，遣方之妙，诚可取法。」可见，大凡治学，不能轻率随和一家之言，总应潜心研讨，方能融为已见。
       贯通「寒」「温」论治热病
       一九二四年，我回乡行医。当时，乡问农民生活极为贫困，积劳成疾，故病多危重，尤多热病重症，如霍乱吐泻，高热痉厥逆等等，病情凶险复杂，倏忽多变。面对耩手之症，我在钻研叶天士《温热论》、吴鞠通《温病条辨》的基础上，又勤读雷少逸《时病论劳、吴叉可《温疫论》、戴天章《广温疫论》等医籍，掌握了一般温病与时行疫毒的治疗差异，啉会到但持桑菊、银翘辈轻清之剂，常无显效，而投以治疗秽浊戾气的方药，使疗效有了提高。然而，我又深感温病诸书，虽对保津开窍之法颇多发挥，但对厥逆之变的辨治，尚有不足之处。如当时霍乱流行，病死者甚多，其症见卒然暴吐泻，手足蹶冷，汗出，大渴引饮，得饮即吐。一般医家从温病之法，投甘寒或苦寒清热之剂，活人者鲜。而我据仲景所论，投白通加猪胆汁汤，获效者不少。从中得到启发，必须进一步深研《伤寒论》，以补温病之不足，并借鉴《伤寒指掌》一书，探索融会六经及卫气营血辨证，以为救治热病重证的方法。古人说，对待伤寒与温病，须纵横看，我觉得此语甚妙。纵横交织，本一体也。无可否认，就两者方药论，各有偏重专长，只有融会贯通，方能左右逢源于临床。
       例如：方××，男，25岁，某院会诊病例。病者原总有肾病综合征，住××医院内科病房，使用西药塞嘴派。在第十七次治疗后，白细胞突然下降至200／立方毫米，并伴高热，体温40．5。c，两次血培养均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西医诊断为败血症，继发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立即停用塞瞄派，并用多种抗菌素静脉滴注及肌肉注射五天，高热不退，证情凶险。一九八0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应邀往诊，证见高热六天不退，入夜口渴，便秘，两下肢红斑（出血点），苔黄腻柑厚中裂而干，脉象虚细而数。我分析，病系正气大亏，客邪乘虚而入，邪热亢盛，炽于气分，灼伤阴津，且见入营之势。治应扶持正气，清化邪热，投人参白虎汤，参以凉血救治之。方用生晒参、铁皮石斛益气保津，石膏、知母、银花、连翘清热透泄，赤芍、丹皮、旱莲、泽兰取其凉血散血之意，以杜传变。全方「清」、「透」、「养」三法同用，服药二剂，高热得平，白细胞上升至4900／立方毫米。病房医师以此方为清热妙剂，敞又嘱患者续服原方三剂。至十月三十日再邀会诊，病者出现嗜睡懒言，面色萎黄，汗出较多，口渴聃痛，苔根腻，舌淡红中裂，脉细数，重按无力等症。我考虑此由邪伤气阴，又过服寒凉清热之剂，以致阳气伤损，有虚阳外越之兆，邪热虽化未彻，而有内传少明之虞。故治疗重在扶养正气，佐彻余邪。方中重用吉林白参、黄芪、当归补气血以托邪，牡蛎、白芍和营卫以歙汗，柴胡、银花、连翘以透余邪，佐入麦冬清热养阴。服四剂后，热病告愈，二周后复查，二次血培养未见细菌生长。
       本案治疗，我先宗温病，后法伤寒，不拘一格，努力做到立法用药，知微杜渐，防变于未然，这样才掌握了主动权。
       谙熟医理治贵达变
       我自农村副市区行医后，临诊时内、妇杂病渐渐增多，间遇达官大贾，治病遣方须小心谨慎。在诊病之余，我深入研读东垣、丹溪、景岳等名家医论及联名医类案》、《柳选四家医案》、《临证指南医案》，并常置《类证治裁》于案头，随时翻阅。且到沪以后，也常有机会与老同学程门雪、秦伯未等互相切磋。经过二十余年的学验结合，视野遂广，意境渐上。一九五六年我参加曙光医院工作，病种接触面更为广泛，并担任了高等中医教育的内科临床教学任务，从而迫使我把所掌握的中医理论系统化，条理化。然而，我总感到自己的经验比较局限，临床疾病又千变万化，不胜尽治，因思古人「天下无不可治之疾，有不可治之医」的告诫，认识到关键是在医者必须熟读经典，旁通诸家，又善守常达变，付诸临床。这正是医道的至要所在。例如樊××，女，46岁o1974年9月21月初诊：患者由车撞致脑外伤昏迷，经某医院治疗二十四天，仍神志昏迷。右手有无意识动作，左手及两下肢不能活动，脉弦数，舌苔干喊。头脑受伤，血瘀阻络，拟醒脑活血通络，投通窍活|汤原方加菖蒲、郁金、至宝丹。
       二诊；神志时清时昧，头痛烦躁狂叫，日夜不休，便秘腹痛，舌苔转淡黄腻，脉弦小数。骤受撞伤，瘀热凝阻，有如《伤寒论》蓄血如狂之症，与阳明热盛发狂不同，拟抵当汤加味，化瘀清神。方用水蛭、虻虫各9克，桃仁12克，当归18克，山栀15克，红花9克，生川军6克（后入），鲜石首蒲16克，郁金、茯苓各9克。
       三诊：前投抵当重剂加味，服至第四剂时，左手及两下肢已能活动}故七剂后叉服十剂，烦躁狂叫大为减轻，神识渐清，但不能言语，昨日便软三次，腹痛已止，舌苔黄腻，脉弦小。脉络血瘀渐化，惟痰湿热尚阻中焦，再拟活血和中而化湿热。黄连温胆汤合通窍活血汤（去麝香）加菖蒲、蔻仁。
       此后，烦躁惊叫除，神志渐清，但时有幻觉，据证予活血清神、和中舒胃以及调补气阴，佐吼清化之剂治疗，症除病愈。先后共调治五十余天。
       《伤寒论》蓄血膀胱是指太阳府证，瘀热在里，可见「如狂」一证。而与本例发狂，虽病变部位不一，然病机雷同，皆瘀热犯于神明所致。且抵当汤方用水蛭、虻虫，峻猛破瘀逐血，又合桃仁、大黄破血荡热，导瘀下行，颇合本病治则，故我广其意而用于本饲治疗，收列了满意的疗效。
       又如，《伤寒论》中的桂枝汤，其适应症何尝仅止于太阳病中风证。按其组方，当有和营温经，振奋脾胃，缓急止痛诸作用。因此，我把它广泛地应用于慢性泄泻、慢性胰腺炎、胃痛、虚劳以及神衰等属虚寒证者，效果息好，这是桂枝汤的达变于临床。
       由上而知，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原著，须重视其辨证之细致、用药之精当，从中寻绎其旨意，再据「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精神，于临床中灵活应用。当然，在对待其它医家著作上，也同样如此。
       不囿成说抒发己见
       我常对学生说：「精通医学以熟诲医理为首务。但是，欲求发展，又不可因循沿袭，为成说所囿，不敢越雷池一步。须结合临床，深入体察，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以得真知，抒发己见。」近三十年来，我也是这样要求自己，以求得学术上的进步的。
       如对肝脏阴阳的认识，古人谓肝脏体阴而用阳，肝阴肝血其体可虚，而肝气肝阳其用总属太过。在数十年临诊过程中，我常思索这一问题：五脏皆有阴阳，均可见有阴阳之虚，何惟独肝气肝阳之无虚？f此说片面可知。纵然，吴澄、唐容川等医家曾提及肝气虚、肝阳虚，但乏于阐述，未能付诸临床。其实，l瞄床中肝气虚、肝阳虚何尝少见，在肝炎、肝硬化病例中尤属多见，其症如胁肋隐痛，或胀痛绵绵，劳累则增剧，神疲乏力，腹胀纳果，面色灰滞萎黄，悒悒不乐，其或艮寒肢冷，舌多淡红胖，苔自或腻，脉虚细弦或沉细无力，并常与脾气弱、脾阳虚同见，治疗当以益气温阳、补肝建脾为原则，用参、苠、附于、白朮、茯苓、细辛、白芍、枣仁、乌梅、木瓜之类。对此类病人，如执持成说，反用疏肝泄肝，投以大量理气活血之品，必致戕伐太过，更虚其虚。兹举我用附子、白朮合桂枝汤温振肝脾阳气治疗早期肝硬化的案例如下：
       王××，女，49岁。
       1974年儿月5口初诊：患者罹早期肝硬化，近年来肝区胀痛，神倦纳果，面色灰黄，月经二月术转，畏寒肢冷，盗汗，脉沉细无力，苔白滑。肝气虚，脾阳弱，气血不足。拟温阳而补气血，猷观动静：
       熟附子、炒白芍各g克，鸡咀藤15克，白朮9克，炙甘草、青陈皮各4．5克，桂枝6克，当归12克。
       二诊：肝区胀痛得减，畏寒肢冷依然，经停已转，寐则多汗，面色萎黄，神疲纳增，脉细、苔白润。方药合度，仍守前法，以冀进步。
       前方去青陈皮，加红花6克、炙鳖甲18克。
       服上方后，症情又见好转，再守方参入枣仁、牡蛎、党参、川芎等药，连服二月，肝区胀痛得除，形寒肢冷转温，面有华色，艰寐盗汗亦瘥。蛋白电泳的r球蛋白从12．5％上升至15．5％，血沉降率从35～65毫米／小时下降至正常范围，并恢复工作。随访年余，证情稳定，未见反复。
       又如急性心肌梗塞，很多学者认为属中医「真心痛」的范畴。据临床体验，对照《金匮》及有关医着的记载，我认为本病不仅属于「真心痛』，还应属于「胸痹」范畴。大致可作如下划分：右胸疼痛剧烈，或者手足青至节，并在二十四小时内死亡的，为「真心痛」，痛虽剧烈，但不迅速死亡的为「胸痹」。《金匮》论「胸痹」日；「阳微阴弦」，乃指心胸阳虚，阴寒痰饮乘于阳位所致，故治疗也局限于补阳益气、通阳散结、豁痰化饮之剂。近十多年来，据我临床所见，《金匮》所论与实际不尽相台。就本病病机而言，本虚标实确是心肌梗塞的特点所在。但本虚非徒阳虚，尚可见气虚、阴虚、阴阳两虚，甚或阳微阴竭，心阳外越等；标实也非仅痰饮为患，尚有气滞、血瘀致害，。又有兼寒兼热之不同。同时，标本之间多相互影响，未可执一而言。因此，在治疗上也不能拘泥于《金匮》，应随证遣方，灵活掌握。我根据本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总结了三个治疗要点；一是处理好「补」和「通」的关系，掌握好「祛实通脉不伤正，扶正补虚不碍邪」的原则；二是防脱防厥，要细致观察患者在神、气息、汗、疼痛、四末及素体温度、舌苔、脉象等方面的变化，随时警惕厥脱的发生，用药也宜于厥脱之先，三是关于通便问题。本墒患者常见便秘一证，由大便不畅引起心跳骤停而死亡者并不少见，故及时而恰当地通便，为治疗心肌梗塞的重要方法。立法用药时应分清阳结阴结，采取「先通使去实，然后扶正补虚』或「补虚为主，辅以通便」等法，以助正气的恢复（详见《上海中医杂志》一九八一年第十期）。
       类似上述的例子，在临床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我觉得，面对临床实际，敢于提出新说，以发展祖国医学，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杂症施治遥溯《千金》
       在我年轻的时候，曾读《千金要方》，难解其意，视为「偏书」。解放初期我曾见方行维老先生治病用药甚为夹杂，每每认为是无师传授的结果。近二十余年来，我所遇疑难杂症，与日俱增，投以平时熟用之法，取效者不多，常百思不解。在这种情况下，遂再次攻读《千金要方》。随着阅历的加深，读起来就别有一番感受。我感到该书医学理论纵然不多，而方症记录朴实可信，其表里、寒热、补泻，升降、通涩等药常融冶在一方之中，可谓用心良苦，奥理蕴在其中。所谓疑难杂症者，大多症情错杂，非一法一方所能应对，当须详细辨证，切中病机所在，方能奏效，而不能被某些狭隘的理论所束缚，更不能受流派所承的学验所限制，必须扩展视野，进一步研究《千金》组方之杂，观察其临床之验，我想这是探索治疗疑难杂症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
       姚××，女，75岁。
       1975年11月15日初诊：素有痰饮，近加外感，咳嗽气急口渴，自觉内热，高年心气不足，四末欠温，水湿赫留于下，二足浮肿，脉小数促，苔薄白腻。正虚邪实，寒热夹杂。拟标本兼治，益心肾而清化痰热：、净麻黄4．5克，杏仁g克，生石膏24克，泽泻18克，炙甘草3克，党参、熟附片各9克，开金锁（另蒸冲服）、鱼腥革各30克，防己12克。
       二诊；咳嗽减轻，气急渐平，咯痰亦少，胸闷不痛，心悸且慌，四肢渐温，脉细数促不匀，舌质暗。
       太阴痰热日见清化，心肾亏损亦得好转，再拟养心活血佐以化湿肃肺：
       熟附片15克，党参12克，炙甘草6克，泽泻，当归各15克，麦冬9克，炒川连2．4克，丹参15克，红花6克，防己12克。
       本例素体肺气虚，痰饮内停，久而及于心肾，，复又感受外邪，引动宿疾，遂致咳喘脉促，饮溢经络。患者又有口渴、内热、四肢欠温等症，寒热错杂之象，必探其本而标本兼治之。未可一味治标，故以麻杏石甘汤合参附汤，寒热并用，扶正祛邪，仅服七剂，证情大减，继以温阳养心肃肺活血之剂而收功。此乃宗《千金方》寒热补泻相兼组方之意，结合具体病症加以运用，从而使本例重病得到缓解，如：
       时×，男，52岁。．
       1973年2月28日初诊；患者于解放战争时期有脑震荡史。从一九六0年起常有嗜睡或不眠之象，证情逐年加重。近四、五年来，嗜睡与不眠交替而作，眠则三、四十天日夜不醒，饮食须由家属呼而喂之，边食边睡，二便亦须有人照顾，有时则自遗；醒则十数天日夜不眠，烦躁喜动，头晕且胀。平时腰酸怕冷，手足逆冷，面色晦暗。得病之后，曾赴各地迭治不效，遂来沪诊治。刻下，神倦呆钝，边诊边睡，家属诉纳食尚可，口干，便艰解燥屎，苔白腻，舌边紫暗，脉沉细濡。多年顽疾，寒热虚实错综复杂，恐难骤效。书云「怪病属痰」。痰浊蒙蔽心窍，神志被困。姑先拟清心涤痰镇静宁神法，以观动静；
       炒川连18克，茯苓12克，橘红4．5克，制南星、郁金、石菖蒲各9克，磁石30克（先煎），当归、勾藤各12克，白金丸4．5克（吞），淮小麦30克，礞石滚痰丸9克（包煎）。
       二诊：神倦嗜睡之象略见好转，便艰亦顺，然手足依然逆冷，而色晦暗，脉舌如前。筹思推敲，审证求因。恐由肾阳不振，阴箍弥漫，痰热内阻，瘀凝气结所致。治当标奉兼顾，故投温振肾阳，清化捩热、理气化瘀之剂
       熟附子、桂枝各9克，炒茅术，茯苓各12克，制南星0克，制半夏12克，石莴蒲15克，陈皮6克，当归、桃仁各12克，川芎6克，全鹿丸9克（吞），礞石滚痰丸12克（包煎）。
       三诊：投温肾通阳化痰祛瘀之剂后，颇见应手，服药两天即自行起床，无烦躁狂乱诸症，且感神情爽朗，四肢转温，苔白腻减而转澜，舌暗转淡红，边紫，脉沉弦小。肾阳不振有恢复之机，痰热血瘀虽化末净。前方既效，毋庸更张，壮肾阳以治本，化痰瘀以治标，故前方去茅术、桃仁、川芎，加红花9克。
       服药后症状消失，体力日见好转，前方略为出入，续服三十余剂，得以痊愈。
       患者罹病多年，迭经各地中西医诊治，诊断尚不明确，有日「阀随病变」，有日「突发性睡眠症」等等。治疗或用养心安神镇潜之品，或予镇静药、兴奋药交替使用，皆不效，症情日益加剧。我于是症，则抓住嗜睡一症加以辨证，投温补、清化、祛瘀之剂，标本兼顾，攻补寒热同用，使肾阳得温补而浙振，痰热得泄化而渐清，多年痼疾终告痊愈。足见，对待疑难杂症，正如严苍山先生所云，方药不避其「杂乱」，但须杂中有法，乱中有序，这也是我得力于《千金》之处。
       （严世芸 张菊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