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之路-袁鹤侪

       【袁鹤侪小传】袁鹤侪（1879～1958），名琴舫，字其铭。河北雄县人，北京著名老中医之一。早年攻读经史诗文，因父母病故，自己身染重疾而立志学医。一九零三年就学于京师大学堂医学馆，一九零六年毕业。
       曾为清大医院御医兼医半馆教习，那拉氏（慈禧）随侍御医。以后，任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一九三三年，应施今墨先生之请，任华北国学院教授。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普及协会理事，北京中医学会耆宿顾问、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教授以及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中医顾问等职。著有《大医院伤寒论讲草》、《伤寒方义辑粹》、《温病概要》、《温病条辨选注》，《中医诊疗原则》，《医术经谈》、《袁氏医案》等。
       袁鹤侪幼承庭训，攻读经史，渐习诗文。其父名琥，为前清昌平学正官。家庭的影响，为先生后来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十四岁时，父母皆染热病而相继去世，因生活所迫，学业未竟，颠沛流离，又身染重病，儿至作古，幸亲邻资助，始渐得康复。先生思双亲病故之情，感身染重疾之苦，遂以不知医为恨事，故立志学医，以济世活人。然其时年少，家境贫寒，学无门径，只得自谋生路，以书为师。自学之初，茫然不知由何起始，只好将父母生前服用之药方带在身边，四处询求，以明究竟。此后，听人说，父母所患之热病，属伤寒之类。于是，到处奔走，索寻有关伤寒之医书。每借到一部医书，攻读尚嫌不足，还用蝇头小楷抄录于粗绵纸上。为了维持生活，保证自学，先生曾去富有人家教家馆。一边任教，一边习医。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先生考入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开始了正规系统的学习。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废寝忘食，孜孜以求，潜研经典，博览诸家，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源流、沿革，发展及诸家学说的形成，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受到西方医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影响，开扩了思路，增长了见识，打下了深厚的医学基础。在先生治学道路上，这是关键的一步。一九零六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医学馆，出而问世，以擅治伤寒，精于《内》《难》而初露锋芒。同年，二十七岁投考前清太医院而名列前茅，遂成为太医院御医。据《太医院晋秩纪实碑》碑文所载：除蒙恩特赏御医之员不计外，其挨次递升至御医者，非年过五十不克到班。显然，先生是以品学兼优而获特赏，被破格任用的。当时的太医院使（即院长）张午樵先生对其十分器重，在理论和临床上不断加以指点，影响着他的学业进展。为清皇室医病，不仅要理、法、方，药妥贴，而且要药性平和，效果显著。否则，随时有杀身之危。这迫使先生摸索出一套用药平和、法度严谨、药少力宏、出奇制胜的医疗经验。正因如此，先生被选为那拉氏（慈禧）随侍御医，兼太医院医学馆教习。
       辛亥革命后，先生悬壶京门。不图名利，不事逢迎，不投机钻营，以医技精良，品端术正而名誉一时。
       其间，先生曾任京都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每日求诊者盈门。但先生并不自恃骄矜，依然虚怀若谷，精益求精。对许多疑难大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因如此，在华北国医学院任教授期间，深为后学所敬仰。
       纵横驰骋博中求约
       先生治学，法度严谨。对后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自己严格刻苦，身体力行。他常说：初学入门，可以选读诸如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金匮浅注》、《医学从众录》、《医学实在易》、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及《频湖脉学》、《本草备要》等书，如此在医理上虽未深通，而在临床应用上，苟能灵活运用，亦颇小道可观。然欲达到精通医理，则相去尚远。仍须溯本求源，从根本做起。要认真研讨《内经》、《难经》、《脉经》等经典。此后，宜进一步学习《伤寒》、《金匮》、《千金》、《外台》、《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参以金元四大家及各种医籍。这样才能较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医理论。此须假以时日，方能得其精髓，明其灵活变通之妙。
       对《内》、《难》的研究，先生认为应看到诸篇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前后相参，才能系统地、完整地理解其深意，窥及其理论全貌。中医理论涉及到文、史、哲，天文，地理、四时、方宜诸方面。人生于气交之中，得天地之气以生，故阴阳之气与天地之阴阳相合。在天地有积阳积阴之不同，在人则有气血之各异；在天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在人身，以气为阳，以血为阴……所以，必明于阴阳之理，然后方能调其阴阳，俾其归于阴平阳秘也。故先生读书，每每纵观历史，涉猎经史子集，横贯流派，洋参各家论说，逐句剖析，反复研讨。其至要之处，则录于《先哲格言》之内，且能上口成诵，有所领悟之时，则书于《管窥小语》之中。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昼以医人，夜以读书，锲而不舍。因而对《内》，《难》之经义，有较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尤其重视气化说，对天人相应及燮理阴阳等观点有所阐发，注重其指导临床的实际意义。其学识之广博，见地之精深，历来为同道所赞佩。
       对仲景《伤寒论》，他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临床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其自述云：余潜心研讨者，伤寒也……自习医以来，每于医籍中涉及伤寒者，则必加意研究。及读《伤寒论》，更详参各家论说，以期明晰。故自问世以来，经诊此病最多，而治愈者亦最夥。惟经诊即愈，不待其剧而后救之，亦所谓曲突徙薪也。先生博览群书，集先贤诸家之长，孜孜以求，从不牵强敷衍。对疑难之处，或求教
       于前贤，或切磋于同道，必反复思索，以求真诠。积数十年临床经验，参以已见，先后编著了《太医院伤寒论讲草》和《伤寒方义辑粹》等著作。
       《伤寒论讲草》是先生在前清太医院讲授《伤寒论》时所著，其论述精辟，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故在当时即以讲课理精而深，意简而明著称，深受后学所拥戴。如论述阳明篇概要时，先生云：伤寒邪在太阳之时，有中风、伤寒之不同。及至邪犯中州，则无论风、寒之邪，得阳明之燥气，悉当化热。故不必论其风寒营卫，只须以在经在府为则。且又须详其为传，为直中，为转属。即经中：太阳阳明，正阳阳明、少阳阳明也。夫阳明者胃也。以胃实为阳明府之正病，即为应下之正病也。其由太阳病循经传入阳明者，为太阳阳明。虽阳明证见八九，而太阳证有一二未罢者，仍当从太阳而不从阳明，以邪在阳明之经而未入府，故不得指为胃实，即不可用下法也。伤寒按经递传，自太阳传阳明，而少阳。足少阳为阳明邪之去路，然凡阳明病，纵有阳明证八九，而已见少阳证之一二者，即当从少阳而不从阳明（汗，下法皆不可用）。以伤寒之传，由经传经，若入阳明之府，则不得复传于他经。故知由阳明传少阳者，亦未成胃家实而未可攻也。所谓少阳阳明者，乃由少阳之经传于阳明之府也。少阳之传阳明者，因误下伤津而胃受其邪为实故也。更有太阴转属阳明者，亦由脏而府故也。故凡由少阳，太阴病而见阳明府证，而少阳、太阴病罢者，则可下。其正阳阳明者，则由阳明受邪，非由传及也。然正阳阳明亦先经而后府，必有府证乃可下之。其府证之确不确，则以胃家实与不实为断。盖阳明为传化之府，当更实更虚。食入胃实而肠虚，食下肠实而胃虚。若食而不下，则但实不虚，斯为胃实，亦为阳明病根矣。此只因证论治，更不可拘泥传经日数，致失机宜也。此阳明病之大略。以上仅五百余字，阳明大要囊括其中，使人得其要，可执简驭繁。
       《伤寒方义辑粹》是在上述《讲草》基础上写成的，文字洗练，论理精深，关键之处复加按语。所以称辑粹者，是因为集诸家之精华而冶于一炉。如先生论桂枝汤之变法时云：桂枝汤以桂、芍分治荣卫。卫出下焦，太阳火弱而卫虚者，则加桂，荣出中焦，脾阴不足而荣虚者，则倍芍，下焦阳衰而寒甚者，则加附子；中州阴虚而邪热者，则加大黄。此数方加减之妙也。寥寥数语，宗经旨而集众长，将桂枝汤及其变方的立意及内在联系，豁然纸上，使人耳目一新。
       先生谓：苓桂术甘、苓桂枣甘、茯苓甘草汤，三方所异者，只术、枣、姜三味，而所治迥别。盖白术苦温而燥，健脾而化饮。中州有停饮，以致土不制水，下焦寒水因而为病者，宜用之培其本，则土崇面水伏矣。大枣甘而多脂，有益脾之功，而燥湿化饮则非其所能，故土虚而水上冲者，为所当也。茯苓甘草汤与五苓散对举，曰：汗出而渴者，与五苓散，不渴者，与茯苓甘草汤。盖汗出而渴者，太阳之气不化也；汗出不渴者，太阳之阳气虚于表而中州留饮，胃阳不宣，故用生姜以宣胃阳，而不取术，枣补土之法也。加减变通，明之以理，使人知其殊而触类旁通。
       先生对论中桂麻各半汤条（原文第23条）的理解，与众不同。曰：此节经文前贤多作三段解，愚谓非也。此荣中寒邪外达于卫之治法也。盖寒邪凝固而伤于荣，若寒邪久郁，其凝滞之性减，而将外达，则荣气亦随之出于卫分而为汗，则邪解矣。表气虚不能作汗，则其邪出入于荣卫间而不得去，故作面赤，身痒、恶寒、发热各证。推其原，则由荣卫阴阳之气虚，故脉微不得小汗也。其首系之以太阳病，明其邪未离乎太阳也。然阴阳俱虚，发散不可过峻，故合两方而取其半，以通表气而祛微邪也。伤寒表证不用芍，兹用芍者，以阴阳已虚，且寒邪已化其凝固为流通，药复多辛甘发散之品，故可用芍，取以固护荣阴，而邪得随发散之品外出，固不至为此少许之芍药留恋而不去也。前贤多主风寒两感之轻证解，似未允协。若果为两感，至八九日之久，则已变证百出矣，岂能以小汗而愈乎？况若为两感，则芍药在所当去矣。可见，先生研讨学术，或是或非，从不牵强，而是论之以理，求之以实。自此可略见先生治学之一斑。虽然此稿本当时已为医界传诵，争相传抄，但先生并不以此满足，仍反复推敲，不断修改，精益求精，力求其更合经旨以示后学。使人读后可得其要，用之即得心应手。这是先生治学，力求纵横驰骋、博中求约的具体体现。
       审慎求实宗古创新
       先生临证诊病，一丝不苟。详察病情，究其要害，制方严谨，用药精当，师古而有创新，药味平淡而有出奇制胜之妙，对许多疑难大症，颇多建树。及至先生晚年，德高望重，工作甚忙，求诊者众多，依然审慎为之，不论患者地位高低，亲疏远近，同样认真诊治。常见他因一味药的取舍，或用量的增减而斟酌再三。凡遇疑难重症，诊病之余，必沉思良久，甚至深夜查阅文献者，亦为常事，足见其审慎求实的科学态度。
       积数十年之经验，先生对温病、痨瘵、疟疾、妇科诸门，皆有精研。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即据临证实践，著有《痨瘵概要》，阐明其病因病机，并归纳出清心养肺、益肺补心、养血疏肝、滋补肝肾、益阴清热、温补肾阳、健脾除湿、培土生金，清胃滋脾、益气补肺等治疗法则，每法均列有临证验方、药物化裁等具体内容，并强调空气疗养的重要作用。在抗痨药未产生的当时，据此而治愈者众多，起到了积极治疗的作用。至今看来，其遣方用药，加减化裁，独具匠心，仍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先生治疟，虽宗经旨，但加减变通之中亦有新意。例如论小柴胡汤之临床应用时云：此方治疟，最为有效……依我之治验，为如下加减法；若寒多者，加柴胡至912克，青皮912克，余同前。惟柴胡加多，则可照西药之服法，一剂三服，如下午五点发病者，则晨时第一服，十一时第二服，下午二、三时第三服，余依此类推。热多寒少者，重用黄芩而减柴胡；又有不头痛而腹胀者，则于方内加白术9～12克，草果6克，茯苓9克……若但热无寒之温疟，则此方不适用矣。
       先生治疗结石症，创立了开郁清肺、甘缓和中、养血清热、温通止痛等法。提出了欲降先升、欲利先清、欲排石先疏通、欲祛邪先扶正等治疗原则，治愈了国内外肾结石、胆结石患者多例，使免于手术而得以康复。开郁清肺法多用于肾结石，以莪术，乌药，赤芍为主药，佐以川贝、厚朴、茯苓之属，药少力宏，其清肺者，乃病在下而求治于上之谓。早在三十年代，先生以此法治愈肾结石而惧于手术治疗之患者多人，使西洋医生惊叹不已。甘缓和中法多用于胆结石，以生、炙甘草为君，佐以杭芍、蔻仁、乌药之属。此乃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意。在五十年代初期，先生即以此治愈胆结石患者多例。据病例载，患者就诊多则十余次，少则仅四次，即以石下症除而告痊愈。观其用药，每方仅寥寥六、七味，然于加减变通之间，补中有泻，散中有收，行气与敛阴柔刚相济，治本与治标相兼得当，立法正而用药精，虽未用排石重剂，但阴阳和，气机通，中州斡旋之力得复，少阳升发之气得行，排石则成为必然。此乃先生治病求本，燮理阴阳之妙用。这些经验，扩展了人们的思路，为治疗结石症提供和积累了可贵的资料。
       先生对药物配伍、加减用量颇为重视，指出遣方用药尤为第一要者，则只求中病，力戒庞杂。因而对方药配伍之微细差别，用量多少之作用异同，皆有精辟的见解。诸如对参附、术附、芪附三方配伍主治之异同，对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厚朴三物汤，药同而量异，主治各殊之见解等，其见地之精深，足以启人智慧。对相似中药的异同，诸如柴胡、升麻、葛根在配伍应用上的差异，缩砂仁、白蔻、草蔻，肉蔻所治之不同，芩、连、柏、大黄在应用上的微妙之处等，皆有具体、详细的阐述，不仅使后学能得其要领，也便于人们明了其具体应用，颇为后人称道。
       正是在此基础上，先生编著了《温病概要》、《温病条辨选注》，《中医诊疗原则》、《医术经谈》、《袁氏医案》等，皆是他数十年经验的结晶。遗憾的是，因时间流逝，时局动荡，原稿或有缺残，至今未得收集完整，殊可惋惜。
       虚怀若谷精益求精
       先生善于取历代各家之精华，乐于学习同道之长处，从不闭门自守，自恃门户之见。而是不论派别，兼收并蓄，融各家之说于一炉，参以己见，使之更臻于完备。先生虽精研伤寒，然而对温病亦颇有见地，在其遗著中可以看到，在剖析伤寒之时，诸流派之长皆收纳其中。在论述温病时，仲景立法之意及诸家之说已融注于内。见解不同之处，还两存其说，以启后学深究其理，偶遇创新之见，则附录于后以博其识。先生立论持平，不以偏见取舍，足见其求实的态度。
       先生与京都名医肖龙友为挚友，其间相互敬重，互相切磋，传为医坛佳话。先生十分敬重赵树屏、秦伯未等名家的学识，赵，秦二老亦十分感佩先生精湛之学术。每相与论及医学，流连忘返者，屡见不鲜。先生与施今墨、张菊人诸老为近邻，彼此间学术交往乃为常事。先生与中医皮科专家赵炳南老，长期协作，默契配合；外有病需调治于内者，赵老举荐于先生，内有病而又见于外者，先生介绍于赵老。如此互相敬重，相互配合，数十年如一日。至今，赵老案几之上，仍有先生所赠之壶，以表对先生的怀念。先生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即便是零金碎玉，点滴经验，也视为珍宝而收录。他对于晚辈，同样十分器重。对其咨询及学术上的见解，总是认真思索之后，再论是非。每遇学生有卓见之时，他不仅热情勉励，而且乐于取其长而增己见。诸如某翁之验案，某人之效方，某公之见解之类，于先生随记中，常可见到。其谦虚好学的精神贯彻于其医学生涯之始终。先生曾将其书斋命名为知不足轩。
       更为可贵的是，他精于中医而通晓西医。在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时，学习西医的成绩，皆在九十七分以上，故每于临证之时，凡可参以西说者，先生乐于相参以用于实践。及至晚年，在中医建设和中西医结合的问题上，发表过至今看来仍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先生主张中医建设首先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整编古典医籍，二是搜集中医人材，三是筹办高等中医院校及医院。对中西医结合则应分两步；于医术上，可谋速成结合，在学术上，则从根本理论上做起，乃是长期艰巨的工作。前者可收速效，后者可达融会贯通。二者结合，方可奏效。
       由于先生在中医方面建树卓著，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九五七年他卧病在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注，周总理曾派专人往视，林伯渠秘书长、李德全部长等亲临病榻慰问。先生虽重病在身，仍时时不忘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曾拟著述计划，但终因病势沉重，未能遂愿。先生暮年，壮心不已之精神，使人忆起一九五六年在党的中医政策鼓舞下，先生同汇聚北京的中医名家，为振兴中华民族医学踌躇满志的情景。当时，秦伯未老有诗赞云：
       祖国相呼唤，欣然来北京。
       一时逢盛会，四座尽知名。
       赵、董推先觉〔1〕。袁、施属老成〔2〕。
       举杯无限意，期待展平生。
       期待展平生，是前辈之夙愿，也是对后学的鞭策。在回忆先生治学道路的同时，深感肩头重任的分量。愿和中医同道一起，学习前辈们的治学精神，为振兴祖国医学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