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闹到滥杀医生：行凶者多为家境不好者和官员

　　从医院角度而言，医疗事故定性事关医院声誉，不少医院往往否定医疗事故的成立。

　　如果对医疗鉴定不满，患方也很难诉诸法律。尽管考虑患者举证难，2002年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推行举证责任倒置，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患者利益。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多以医疗纠纷专业性太强为由，直接依据医疗鉴定结论裁决。

　　举证责任倒置本身还有负面效果。有权威调查显示，72%医生不赞同举证责任倒置，认为这将会使医生趋向保守治疗，没100%把握不敢抢救，能多开检查就多开检查，严格保管医疗档案。

　　患方对调解的回避，同样源自对公权力不信任。“且不说会否有包庇情况发生，卫生行政机关即便处罚也是处罚医院和医生，患者很难从中获得经济赔偿。”法律学者徐昕在《暴力与不信任——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研究》中写道。

　　社会救济也并不完善。中国医院协会调查显示，有50%左右的医疗纠纷案件，属于医院无过错尸检，比如严重疾病、药品不良反应、产品质量等等，但中国没有无医疗过错的补偿机制。

　　多数患方在走投无路时，会先向医院提出赔偿方案，医院一般认为过高而拒绝。相比私了，医院更相信常规途径，他们会担心患者反复要求赔偿。患方最后往往会走一条他们认为最有效的私力救助渠道：暴力。

　　有权威调查显示，仅有28%的公安机关在医院发生这类纠纷事件时，帮助平息事态，而有70%的公安机关处在不积极作为状态。这让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邓利强感到很无力。“公安对我们的要求，有时甚至认为，道个歉不就完了么？”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最近几年医疗暴力频发后，原卫生部、公安部两部委发文呼吁对医生进行保护，例如规定医院要设立警务室，但在起威慑效果的同时，也把医生再次推到患者对立面。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个维稳逻辑下的纠纷解决潜规则，在医疗纠纷中相当见效。150多宗案例中，大多数医院赔钱了事。

　　医院的赔偿行为很多是在政府介入之后作出的。有的是相关部门强行从医院账户划钱赔给患者。有的是当地卫生、法院、公安、区政府介入后，以医院无条件承担患者后续治疗费了结。

　　维稳逻辑无形中助长了医疗暴力，使暴力陷入恶性循环。数据显示，广东2006年上半年200起医疗暴力事件中，95%的患方试图通过扰乱医疗秩序达到赔偿目的，而最终有129件私了成功。

　　另一方面，医院本身也遮遮掩掩。“许多医院出了事情就压，害怕出现负面报道。”邓利强说，有些院长就是官，出了事不在乎对自己医院医生的维权，就想尽快抹掉。

　　根子在于财政投入不足

　　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其实从进入医院的那一刻就已建立，看病前的各种请托、送红包是最好例证。医好了大家都好，一旦没有医好，这种原本脆弱的关系会发生戏剧性转变，患者会立刻翻脸，150多宗案例中多数是因患者不满疗效引发。

　　不信任的直接原因在于患者认为医务人员和职业操守的普遍下降。有部分医生就诊时间短，态度冷漠，没钱不给看病，收红包，拿回扣，过度医疗，发生纠纷后，医院推卸责任，还有涂改伪造医疗档案，甚至集体造假。这些在现实中都可能惹来杀身之祸。

　　账或许不能全赖在医院和医生头上。追根溯源，这跟中国对医疗的财政投入不足有关。1986年卫生总费用315亿元，国家财政拨款122亿元，占38%，但到2003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6%。最近几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5%左右，远远低于9.7%的全球平均水平，更不用说跟美国16%的比例相提并论。

　　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医院要维持正常运行，资金漏洞必须从患者医疗费中抽取，以药养医的恶果由此种下。患者和医生都要为此埋单，患者承担高昂费用，医生超负荷工作。曾有八年从医经历的邓利强回忆，“为了完成上级层层下派的指标，医生的‘笔头’压力很大。”

　　据中国最大的医学专业论坛丁香园网站一份调查，有78%的医生将医患关系紧张，归咎于财政投入不足。

　　在财政投入不足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医疗资源分布严重失衡。一份权威统计显示，城市基本上占据了全国80%的医疗资源，其中30%又集中在大型公立医院。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仅1/3能正常运转，1/3处于瓦解边缘，1/3已瘫痪。

　　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人均就诊时间以几分钟计。医患双方没时间沟通，导致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埋下医患暴力冲突的隐患。“如果医生和一位患者有15-30分钟的沟通时间，患者意见会大大减少。”中国医院协会在最近的一份调查报道中称，近半数患者首选三级公立医院。“强化基层医疗机构的力量，是当前需重点解决的问题。”

　　郑雪倩建议，从顶层设计上分流医疗资源。一是学习英国从大医院向社区医院倾斜，另外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私立医院服务水平。“现在对公立医院支持很多，对私立医院几乎没有，导致私立医院变成挣钱的机构，无法满足老百姓需求。”

　　医改一度让老百姓看到了解决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曙光，但现实中医患矛盾却愈演愈烈。“医生诉求和政府行动存在各说各话的偏差。”北京天用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医务工作者工作太辛苦、待遇需提高，而政府的医改集中在改革以药养医和医保问题上。

　　据丁香园调查显示，67%的医生表示，他们强烈关注中国医改。91%的医生对“如果不改善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中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不会成功”表示强烈赞同。

　　除了加大对财政的投入，要想在真正发生医疗纠纷时，让医生和患者互相信任的纠纷解决机制，就必须解决好医疗鉴定、调解、诉讼机构的中立问题。以医疗事故鉴定为例。有专家建议成立全国性的鉴定专家数据库，医患双方遵循一定规则抽选组成鉴定委员会。

　　非诉讼机制亦是解决方案之一。有专家建议，建立由律师和民间团体组成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设立专门的医疗纠纷调解处和仲裁机构，仲裁员由医疗专家、卫生官员、法律人士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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