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不签字，医方可拒绝救命？

　2007年21日下午4点左右，北京某医院收治一名因难产生命垂危的孕妇，其丈夫拒绝在医院的剖腹产手术单上签字，医护人员士束手无策。而上报北京市卫生系统的各级领导后，得到的指示为：如果家属不签字，不得进行手术。最后，孕妇和胎儿因抢救无效死亡。(见昨日本报报道)

　　无奈下，医生只好动用急救药物和措施，不敢“违法”进行剖腹产手术。这里所说的“违法”是指病人和家属应当有的知情权。中国的《执业医师法》第26条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但应当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知情权中重要的一条是，病人有权“知道自己进行特殊检查和手术应该履行的签字手续”。换句话说，在治疗前，病人或其亲属没有签字，如果发生意外，医方要负法律责任。这种情况与知情权的起源、发展和现在的国际共识有关。

　　在古希腊开创的现代医学之初，患者是无权参与医疗过程的。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誓言”中就提出，“进行治疗时，必须让患者不知何事而冷静处理，不可给予患者不安。”“纵使有关治疗结果，亦不可告诉患者致生恐惧之事。”但是，由于历史上发生了许多悲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揭开了知情同意的法理序幕。从1972年，世界各国开始将医疗过程中医方向患者解释或说明的义务法制化。

　　知情权的发展在另一方面也与健康生命权产生了某种冲突。例如，医生面对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如果他/她或家属不签字，医生是否就可以拒绝治疗？理论上看，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健康生命权大于知情权！而且，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和法律实践中有太多的类似和类比。例如，交通事故中司机撞行人无过错时也要适当赔偿，这是因为人的健康生命权大于行路权；在债务纠纷中，不能因为执行债务而将当事人赶到大街上住，这是居住权大于债权。

　　但是，此事件中为何又成为了知情权让位于健康生命权呢？显然，医方担心负不履行知情权的法律责任，这在以前已有先例，而在今天众所周知的医患关系下，更是让医方不得不把知情权放在了第一位。

　　这显然是今天中国医患关系的一个死结。如何解开，需要有智慧，流传在美国的一个小故事也许能提供某种思路。上个世纪，意大利一名医生移民美国，按美国当时的移民法，需要数年后才有行医的资格，否则是非法行医。但这位医生所在的小镇偏僻，且无医生。一个冬季的深夜，邻家孩子患急性阑尾炎，大雪锁路，无法送孩子去市里，邻居恳求医生援之以手。医生深知自己如果援手便是违法行医，而这种违法比不履行知情权更为严重，将坐牢和被驱逐出境。但医生还是做手术救了孩子。

　　果然，有人告发医生非法行医。庭审时，小镇的大多数公民挤在法庭，一起为医生辩护和请求。法官最后的判决是：虽然医生非法行医，违反了法律的尊严，但在法律的尊严之上还有更为珍贵和重要的东西——人的健康和生命，因此医生无罪。

　　这个故事可能太为理想而与中国的现实不符。但是，在今天的环境中，真的因为家属或病人不签字就不做手术而眼睁睁让病人和孩子死去，当事者在宁静的夜晚会获得安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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