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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
作为计生干部,她是连年的先进工作者。作为母亲,她刚刚失去独生儿子。
多年前,她毅然放弃腹中的二胎。如今,她对未来忐忑不安——
在李建荣从不轻易打开的柜子里,有两样东西占据了最大的空间:一摞鲜红的奖状和一沓儿子的衣物。
退休前,她是石家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计生委主任。在这个岗位上的每一年,她都能捧回市级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一家人以她为荣。
然而,就在今年初,这位64岁的母亲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儿子。她和丈夫陷入了对“老无所依”的深深恐惧之中。
“我曾有过另一个孩子的。”老人一手托起眼镜,一手在眼睛上胡乱抹了几下。
时光倒流至1979年4月,怀孕两个多月的她到医院接受了人工流产手术。
“要是生下来,现在不就顶用了?!”李建荣感慨道,“只是那时我别无选择。”
在老同事看来,李建荣的“先进”名至实归。她干活“不要命”,还特别擅长做思想工作,“代表上级的声音”,把政策解释得一清二楚。
“我那时可是信誓旦旦的!”这位前“计生主任”回忆往事,开始不断地提高声音。曾经有很多育龄妇女问她,“家庭结构变成‘4-2-1’怎么办?”“独生子没了怎么办?”
她会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上面一定会解决。”
直到今天,她还是念叨着这套说辞。然而,语气间少了坚定,多了哀求。而回复她的声音,也变成了“你都这样了还唱高调?”
“我没法后悔。”这个年过花甲的女人紧紧攥住一块手绢,有些发狠地说,“当时坐这个位子,工作比孩子重要!”
李建荣清晰记得30多年前的情境。大儿子5岁了,她才怀上第二胎。按照“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政策,她顺利拿到了指标。然而,肚子还没见隆起,新号召却来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
“领导亲自来做工作”,本来自觉“合理合法”的李建荣开始动摇了。她的婆婆急得突发心脏病住院,丈夫一到晚上就躲在大门外偷偷落泪。
在经过近一个月的纠结后,这位“先进工作者”还是决定放弃腹中胎儿。为此,她还得强忍着痛苦,说服家里的老人“要理解和感恩国家”。
那是一个“说阴不阴,说晴不晴”的4月早晨,风里还有冬天残留的寒意。李建荣独自跨上自行车,往妇科医院骑去。“车子沉,腿也沉”,这位即将终止自己孩子生命的母亲每前行一步,都在“挣扎”。“简直是蹬着钢圈去的”,她说,“我恨不得变成孙猴子,遁了,到没人的地方生下孩子,再回来”。
到了医院,她希望“队伍越长越好,永远也轮不到她”。但那一刻还是来了。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不高,她痛得数度呕吐。
修养一周后,她便返回岗位。当时也有几个女同事和她的情况相同,但平时尽职尽责的李建荣一句也没劝说过她们。
这一年内,全厂364个育龄妇女,有60人和她一起,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发证的那天,领导对着喇叭,情绪高涨地表扬她们“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和以往的表彰大会不同,现场始终一片静默。
“退休后,我和她们慢慢失去了联络。”李建荣忐忑地表示,“不知道她们的孩子都好不好?”
事实上,在此后的几年间,这位母亲总是做噩梦。梦里,一个小姑娘哭着拉住她的手,反复问她:“娘啊,你为啥不要我?”
10年前,李建荣的独生子李来虎被查出患有神经纤维瘤,开始接受大大小小的手术。为了给儿子治病,已经退休的她学习中医推拿,借钱开了个小诊所,补贴治疗费用。
“我是最不幸的,也是最要强的。”李建荣缓缓地回忆道。母亲去世时她只有10岁,此后她“背着弟弟,领着妹妹”,努力读书,成绩一直很优秀。直到参加工作,这个出身贫寒农家、靠国家减免学费才完成中专学业的姑娘,始终坚持认为“命运难不倒我,将来我一定比别人强”。
最初,李建荣在工会文艺队工作。为了开展活动,她学会了五六种乐器,排练节目彻夜不睡。当上计生委主任后,她更加努力了。有一次,她的第3、4、5节腰椎间盘脱出,“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走”,她就趴在床上写报告、拟计划。
“我当时认为自己的工作很神圣。”在李建荣看来,“无论是洞房花烛夜还是儿子第一次叫‘妈妈’”,都比不上她凭借工作获得荣誉的那些瞬间——“站在台上,相机闪光灯晃眼,领导把奖状递到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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