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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就医遭拒隐瞒“艾滋”做手术 起诉拒诊医院

  • 文章导读:

     

      新京报:然后你去了地坛医院?

      小峰:地坛医院对我还是积极治疗的,但实在没有资质。

      新京报:从医院出来,是什么心情?

      小峰:是我整个求医过程中最绝望的时刻。

      “我想求得接纳和宽容”

      新京报:手术后为什么消失了?

      小峰:我离开医院后回老家养病,母亲帮我换了手机号码,她不希望这件事被亲戚朋友知道。在老家那个相对闭塞的地方,我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消息,也许会让他们没办法再生活下去。现在母亲依然不同意我接受任何采访,她的担心我特别理解。<

      新京报:现在又为何站出来起诉肿瘤医院?

      小峰:被接二连三拒绝,我是很愤怒的。而且辗转求医过程中,物质和精神上确实都有损失。但更重要的,我希望能站出来,代表艾滋病感染者求得社会的接纳和宽容。

      “就医时深切感到歧视”

      新京报:你为什么要用宽容?

      小峰:就医过程让我深切地感到,歧视是存在的。

      新京报:“歧视”表现在什么地方?

      小峰:当我看到医生护士的眼神,我就知道,他们已经知道(我是携带者)了。我的病床旁边会有一瓶消毒水,这在其他患者那儿是没有的。他们在床头柜上放了个专用的盒子,护士给我输完液,把用过的镊子、胶布等物品都扔进这个盒子里。还告诉我这是我专用的垃圾盒,我的垃圾不能往别的地方扔。护士戴的都是双层手套,对一般病人是不会这样的。

      新京报:什么带给你最大的刺痛感?

      小峰:我术后住了一周的院,每天都要量体温,我比较虚弱,只能护士帮忙。有的护士不愿意用手拿温度计,而护理我的亲人由于年事已高不大会看温度计,于是就有这样的场景——家人拿着从我腋下取出的温度计,对着灯转,让护士读。还有就是,在打针时,他们会离得很远,把身子弯成一个弧形,勉强够到我的手,把针打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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