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近60%的医务人员曾遭遇语言暴力

　　依法维护医师权益

　　医疗机构应当理直气壮地为医师维权，保障医生良好的执业环境，减少伤医事件的发生，也为患者创造更有序的就医环境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心脏中心主任高宏，曾经为一个3岁的心脏病患儿进行手术。其病症非常复杂，手术从早上9点做到晚上6点，最后仍然未能挽救孩子的生命。由于术前就已向孩子父母解释过病症的复杂性及手术风险，家长有心理准备。术后，孩子爸妈对他说：“谢谢高医生，您也辛苦了。”

　　过了两天，患者家属带着10多人来到医院，把高宏的腿抱住，哭天喊地，让他把娃还给他们。高宏提出，既然患者家属有异议，就走正规程序进行鉴定，看手术是否存在问题，但这个提议却被家属拒绝。患者家属来医院闹事，向院方施加压力，就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为避免医院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干扰，院方不得不赔钱了事。高宏认为，个别患者向医护人员施加语言、行为暴力，只是讨价还价的手段。

　　“妇幼医院是高风险的专科医院。”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副院长王安平表示，发生医患纠纷后，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医院管理人员，都是患者和家属辱骂甚至是殴打的对象。有一次，他在解答患者家属疑问时，家属突然站起来袭击身边的科室主任，一拳就把其鼻梁打断了。还有一位老太太不打不闹，躺在医生办公室门口不走。处理这样的医疗纠纷，有时长达几个月。

　　中国医师协会调查结果显示，医师的压力来源于工作量大、医疗纠纷多、患者过高的期望以及伤医事件。其中，患者的期望值太高占72.71%，伤医事件频发占69.6%。医师们越来越不希望子女报考医学院校，2014年不希望自己子女从医的比例高达64.48%，这进一步印证了医师对执业环境不满意，进而影响到职业成就感的评价。

　　中国医师协会调研数据表明，发生伤医事件时，院方采取不顾是非息事宁人和无任何表示的占到了41.86%。78.87%的医务人员认为，医院应该为医生提供人身安全保护；70.86%的医务人员认为，医院应该为医生提供相关法律支持；50.90%的医务人员认为，医院应该为医生支付相关医疗费用。

　　中国医师协会邓利强律师指出，医疗机构作为医师执业的场所，于理于法均有保护医师的义务，如果发生了伤医事件，医疗机构应当理直气壮地为医师维权，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医师的合法权益。医疗机构对医师执业过程中的安全保障有着直接的法定义务。希望医院管理者加强平安医院建设，减少伤医事件的发生，力争为医生创造更好的执业环境，也为患者创造更有序的就医环境。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呼吁，对医疗暴力“零容忍”，司法机关对伤医的犯罪分子一定要从严、从快、从速严惩。为遏制暴力伤医现象继续恶性蔓延，6月24日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首次将“医闹”行为列入修改的范围。

　　医患矛盾并非无解

　　改善医患关系，深化医改是根本出路。实施分级诊疗，把患者留在基层，尽快结束大医院的“战时状态”一段时间，张震跟陌生人聊天时，根本不敢说自己是医生。因为一开口，人家的眼神绝不是尊重，除了象征性地问几句医疗的事，其他全是求证红包、回扣及是否暴利等。张震不无感叹地说，在别人眼里，医生不再是想象的那么高尚，甚至是龌龊、卑劣的。

　　在张震看来，破解医患矛盾是长期的过程。伤医事件频发，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缩影，暴力解决不了医患矛盾。医患关系的改善，需要全民素质和法律意识的提高，更需要医患双方的信任和理解。

　　张震说，患者很难想象一位医生的工作强度，很难想象他们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和风险。在超出想象的背后，是医生手中的手术刀为数不清的病人解除痛苦，加班、熬夜、放弃了无数次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加强医患沟通，提倡换位思考，是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途径。

　　张震曾接诊过一个心肌梗死患者，积极抢救了两个多小时，依然没救过来。病人去世后，儿子才来，他不相信父亲已去世，情绪非常激动。医生反复告知要他为父亲办理死亡手续，他拒绝了，说要等他的弟弟从西北赶过来。事后，医生和家属进行了认真的解释和沟通，他们终于对死亡没有异议了。医院和医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换来了患者的尊重和信任。

　　王安平坦言，很多人对医院的期望值非常高，认为只要进了医院就应该治好，医院就是保险箱，但从医学上来讲，还有很多无法治疗的疾病。他认为，医患矛盾的疙瘩越结越紧，越解越松。首先，需要加强正面引导，让社会感受到医务工作者的正能量。媒体要做好医学知识科普宣传，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同时，医疗行业也需要加强职业操守，赢得公众信任。

　　潘凯丽认为，医患关系不是无解的方程式，深化医改是根本出路。在很多大医院，患者由于排队等候时间太长，情绪容易急躁，恨不得有病马上就好，总认为医生做得不到位，不理解医生的付出，甚至对医生恶语相加、拳脚相向。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实施分级诊疗，把患者留在基层，尽快结束大医院的“战时状态”，为解决医患矛盾提供制度化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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