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湘

益气养阴治疗法

益气养阴，扶正抗癌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有效方法，得到中医同道的推崇和证实。在此基础上研制开发的《金复康口服液》，1999年批准为国家级准字号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中药新药，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组方灵活

刘嘉湘教授治疗肿瘤，在辨证的基础上，病证合参，既注意全身调整，根据脏腑气血阴阳的盛衰，予以扶正培本，组方灵活，善用古方，但不拘泥于古方，注重结合现代药理研究遣方用药，临床多选用既符合中医辨证，又有一定的抗癌活性的药物，选药精当，争取一药多用。

中药治疗

如：天冬润肺滋肾，又有抑瘤作用，生南星化痰散结功能甚著，又有抗癌作用，八月札既能理气散结，又能抗癌，生苡仁既能健脾利湿，清热排脓，又能抑制癌细胞生长。同时重视选药的针对性，常根据肿瘤的不同部位的选用不同的药物，如：肺癌选用石见穿、石上柏、七叶一枝花、夏枯草、生牡蛎、八月札、丹参、白花蛇舌草、王不留行等；脑瘤及淋巴瘤选用蛇六谷、天葵子、生南星、天龙、全蝎、蜈蚣、石见穿、夏枯草、生牡蛎、王不留行等；肝癌用石燕、铁树叶、漏芦、半枝莲、白花蛇舌草、岩柏、红藤、八月札等；胃癌选用藤梨根、野葡萄藤、八月札、菝葜、天龙、绿萼梅等；大肠癌用野葡萄藤、苦参、红藤、白毛藤、半枝莲、八月札等等，临床应用，每获良效。

科研成果

1977年获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中医扶正法治疗晚期支气管肺癌200例” 医学
1979年获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国庆三十周年献礼科技成果奖“中医辨证治疗晚期原发性肺癌300例疗效分析”
1980年获上海市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三等奖“养阴法治疗阴虚型晚期原发性肺癌及其机理探讨”
1983年获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1982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肺癌》(刘嘉湘教授为本书编委及作者)
1984年获上海中医学院科技成果二等奖“蟾酥膏治疗恶性肿瘤疼痛的临床应用及其研制”
1984年获上海市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二等奖“蟾酥膏治疗恶性肿瘤疼痛的临床应用及其研制”
1985年获中央卫生部医药卫生重大科技成果部级甲级奖“蟾酥膏治疗恶性肿瘤疼痛的临床应用及其研制”
1987年获上海中医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扶正法为主治疗晚期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1987年获上海市卫生局科技进步一等奖“扶正法为主治疗晚期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1988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扶正法为主治疗晚期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1989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科技进步二等奖“扶正法为主治疗晚期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1989年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授予上海市科技精英提名奖
1988年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国医药学报》首届优秀论文二等奖“扶正法治疗122例晚期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的前瞻性研究”
1992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滋阴生津，益气温阳法治疗晚期原发性肺腺癌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1992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滋阴生津，益气温阳法治疗晚期原发性肺腺癌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1993年获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进步一等奖“滋阴生津，益气温阳法治疗晚期原发性肺腺癌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1993年获上海市卫生局科技进步三等奖“从细胞生物学水平研究益气养阴类中药对肺癌细胞周期及核酸的影响”
1993年获上海市中医药大学科技成果三等奖“从细胞生物学水平研究益气养阴类中药对肺癌细胞周期及核酸的影响”
1995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癌转移过程中癌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的关系及益肺抗瘤饮对其的影响”
1995年10月获上海中医药大学授予1994-1995学年研究生“山田奖学金”优秀导师奖
1995年3月获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上海市优秀新产品成果二等奖“蟾酥膏巴布剂”
1995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薏苡仁酯乳剂药学研究和治疗肺癌的研究”(刘嘉湘为第七完成者)
1996年获中国中医药学会“辽沈杯”全国中医药防治肿瘤优秀论文一等奖及全国中医药防治肿瘤优秀论文金奖"金复康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观察”
1996年获上海市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正得康对癌症患者扶正作用的研究”
1996年获上海市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益肺抗瘤饮对肺癌生长转移的病理学改变的影响”
1997年3月获国家教育委员会科技进步二等奖“云芝糖肽(PSP)的研究”(第八完成者)
1998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正得康对癌症患者扶正作用的研究”
1999年2月获本泽宝组奖励基金会“1998年度‘本泽宝组奖励基金’二等奖”
2000年1月获本泽宝组奖励基金会“1999年度‘本泽宝组奖励基金’一等奖”
2001年获上海市临床医学成果奖“益肺抗瘤饮治疗271例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用药特色

重气阴而不拘于气阴

刘嘉湘教授认为正气有阴阳气血之分，辨证脏腑经络之别。扶正法辨证，以脏腑经络为纲，气血阴阳为目，纲举目张。他认为，正虚之人，肿瘤一旦形成，最易耗伤人体气阴，肿瘤患者气阴受损者十之八九。他常告戒：“疗肿瘤之疾，气阴不可不顾，气复阴还则病势为顺，气衰阴耗则病势为逆。”治气应服膺于李东垣的《脾胃论》，理虚必谈土，治损取其中，培补中气以资生化之源，补气者，党参、黄芪最为常用，取补中益气汤之意，邪毒内蕴气虚者，刘老擅用黄芪且生用，生用药性甘平力专，取其益气托毒之功；脾胃虚弱者擅用党参，以健脾益气，资生化源，且炒用，取其效速。参、芪同为补气之品，应用各有所长。金雀根素有“野黄芪”之称，具有益气健脾活血之功，为治疗气虚夹瘀首推之品，且重用，量大效佳。益气之品，其性味多为甘温，有助火伤阴之虑，重剂或久服，对热毒内盛肿瘤患者，大有燎原助火之势。在邪毒势盛，正气始虚之际，常配以清热解毒之品以和之清之；正气虚损、邪毒伤阴气阴两虚之际，常配以甘寒养胃之品以调之，使药性平和，温而不助火，热而不伤阴。应用补气药物时，对脾胃功能尤为注意，补气先健脾，使之补而不腻，补而不滞。脾虚夹湿或湿困脾胃者，先以健脾祛湿法，待湿除脾健而后补之。

注重药物产地

除湿投用苍白术为多，然用术细腻，他十分注重药物产地，收集季节等因素，他认为药物产地不一，受天时地气之禀赋也异。药物性味亦有刚柔之别，湿重者，他选用江苏茅山之茅术，取其温燥之性刚烈，醒脾燥湿之功佳，服之苔化湿除，脾气则健；脾虚湿除者，选用浙江于潜之于术，取其燥性温柔而健脾之功专，用之健脾湿化，得心应手，冬术为冬季采取之白术，集一年四季天时地气于一身，健脾之功佳而宜用脾虚者。“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在运用健脾化湿法时多应用利湿之品，淡渗利湿，导湿下行，使湿邪由下而出。他善用茯苓、苡仁两药。实验证明此二药对癌细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实为肿瘤患者湿滞之症佳品。 肿瘤患者，邪毒痰瘀交阻，蕴结化热，最易伤阴，或病程日久，脾胃虚损，化源不足，故肿瘤患者阴津受损者颇为常见。

阴津变化

故在临症中，十分注重病人之阴津变化，他认为，阴津之盈亏常预示疾病之险夷。肿瘤患者临床辨证以热症为多，同时在临症中十分注重舌诊。将阴津虚损分为伤津，伤阴和脱液，口干、苔薄而干或舌尖红为伤津，治宜养阴生津法，投以甘寒气薄之品，芦根、石斛、花粉之类；口渴、舌红少苔为伤阴之症，宜养阴法，甘寒咸寒之品并用，投以元参、麦冬、玉竹、黄精等气厚之品；舌质红绛，舌干而瘦，或舌光如镜为阴津枯竭之象，丞宜育阴救阴，非龟板、鳖甲之类血肉有情之品而不救，投三甲复脉汤之类是也，龟板鳖甲不仅有育阴滋阴之功，而且有软坚消结作用。对肿瘤患者可谓“一箭双雕”。刘老根据张景岳阴中求阳的理论，常在养阴之品中佐以少量助阳药物，其一可使药性和平，滋而不腻，其二可使药力持久不衰。正如张景岳所说：“善补阴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病有进退之变，症有减退之差，临症用药，随症增舍，随机应变。”刘老应用养阴药物时，虽有养阴生津、滋阴育阴之别，然常因病情变化，病症之需要，有时融养阴、育阴药物于一方，意在加速津还阴复。

肿瘤病因诸多，病理变化多端，刘老运用扶正法治疗肿瘤虽有重气阴之变，然亦不应拘泥于气阴之框。辨证为阴虚血虚者不乏其人。用温阳之剂治疗肿瘤取效者并不鲜见。曾有集附子、干姜、肉桂等大辛大热之品于一方，用大队温热药物治疗原发性肺癌取得显著疗效（《上海中医药杂志》1990年11期）。肿瘤临证，气阴之变故多，若拘于气阴而置他症不顾，非良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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