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产业调查：据称客户找5个代孕者生8个儿子

　　猎头初现

　　代孕猎头老朱一开始把目标锁定在了当地的性工作者身上———虽然最后的事实证明这个选择非常错误———“她们对性比较开放，看重金钱，可能比较容易突破”

　　一切始于2007年2月，在这一年这个月的某一天，从广州回老家过年的同学樊泽华和老朱聊天时，谈及业务，希望老朱在当地寻找几个愿意做代孕手术的“志愿者”。“我当时以为他只是开个玩笑，没放心上”，老朱说，直到两个月后，樊泽华再次来电谈及此事，这才引起老朱重视。

　　做为医生，老朱详细查阅了有关代孕的资料后，开始琢磨如何找人———在这之前，他对这个行业所知不多“基本没概念。”

　　老朱一开始把目标锁定在了当地的性工作者身上———虽然最后的事实证明这个选择非常错误———“她们对性比较开放，看重金钱，可能比较容易突破”。接下来的几天，老朱开始在夜色下行走于祁东县著名的庙山街，这条不宽的马路两侧，随处可见穿着暴露的女性和散发着暧昧气息的桃红色灯光。“一晚上来回走了好几次，就是不好意思开口。”无奈之下，老朱回到医院办公室，用电脑打出了20份代孕广告，“代孕一次，收入10万-15万元”，在月平均收入1000元左右的祁东，这几乎相当于一个人10年收入的总和。

　　几经周折，第一期的20份广告或是送进了街边的桑拿按摩房，或是贴在了路边的电线杆上。为了增加它们的可信度，老朱甚至在其中注明，联系人是“祁东县某国有医院的朱医生，是正式员工，有工作服(白大褂)为证。”

　　两个月内，三名从事性工作的女子通过广告找到老朱，并相继被送往广州。可体检时发现一人身有性病，一人无法怀孕，一人流产。

　　“这时我们才知道，(找代孕妈妈)性开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樊泽华说。

　　首个代妈

　　陈小姐说，丈夫前几年去世，由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生活着实艰难。老朱仔细打量了眼前的这个女人，心里念叨着“长相还看得过去，就是太土”

　　2007年7月，正逢当地“逢三、逢六、逢九”赶集日子中的一天。祁东县30多岁的农村妇女陈小姐在集市后走进了老朱的科室检查身体。老朱随手递给陈小姐一张广告，“有合适的帮我介绍一下”。

　　几天后，又是集市结束后，陈小姐再次来到了老朱的科室。

　　“帮我打听了么？”

　　“打听了。”

　　“找到了么？”

　　“找到了！”

　　“谁啊？”

　　“你看我行不行？”

　　陈小姐说，丈夫前几年去世，由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生活着实艰难。老朱仔细打量了眼前的这个女人，心里念叨着，“长相还看得过去，就是太土。”

　　但是，一个月后，陈小姐成为了老朱和樊泽华找到的第一个成功怀孕的“志愿者”。

　　接下来的日子里，老朱继续散发自己的小广告，这份广告随着时间的推移几经修改，“压缩风险、放大可信度、突出重点获益”。与此同时，老朱还快速发展着“猎头”下线：村长、妇女主任、保险推销员甚至媒婆，都成为了他在当地寻找“志愿者”的合作者。在祁东县交通便利的14个村庄里，老朱向各村的妇女主任一一介绍自己的业务，并希望对方提供帮助，“至少50%的人之后有过反馈。”而对于当地走街串巷的媒婆，老朱称其中至少有10人在为他工作，“一个月之内，找到一个分红1000，多一个加500块”。

　　老朱说，从最初的陈小姐算起，他至今已经介绍了约50名祁东县妇女前往广州从事代孕，从一开始数月苦寻一人，到现在的“今年2月份一个月就找到了10个”。目前，祁东县和老朱一样为樊泽华提供“志愿者”的猎头还有5人。樊泽华自己说，至今，前后约有200名祈东妇女通过他的公司赴穗代孕，如果此言不虚，那这200余名妇女从广州至少带走了2000万元回到当地。

　　渐渐地，一个合格“志愿者”的标准像也日益清晰———身体健康，年龄28岁到32岁之间，曾经生育，离异或者夫亡的农村妇女最受欢迎。

　　“相貌、学历其实都不重要”，樊泽华说。

　　为夫还债

　　签订第一份合同前，妇女们最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两点：其一，怎么样才能把钱拿到手；第二，是否需要和客户发生性行为

　　老朱笑称，在他的众多下线中，李萍的职业“是最好的”———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推销员，后者至少给老朱找到了1/4的“志愿者”，其中，包括李萍的亲妹妹李小姐。

　　1982年出生的李小姐，2003年来到广州一家电子厂打工，3年后，怀孕的她和同为祁东人的男友回家结婚、定居。在老家，夫妻俩开了一家彩票投注点，每个月也能收入三四千元。不久，李小姐的儿子呱呱坠地。其乐融融的幸福持续了一年，就在儿子刚刚蹒跚学步、牙牙学语时，李小姐的丈夫迷上了“六合彩”，最后欠下3万多元债务。“手机都关了，怕债主要钱”，可无济于事，家里的固定电话也开始响起，话筒里传来的是同样冷漠的“快点还钱”。

　　丈夫躲到了外地，留下李小姐独自照看孩子，“我一个女人，怎么才能一下还这么多债？”她一遍遍喃喃自语，一遍遍地问自己。

　　最终，李小姐听从了姐姐李萍的建议，决定签订一纸代孕合同。生活中，她一直信任自己的姐姐。当她第一次把这个决定告诉丈夫的时候，遭到了坚决的反对，“我的老婆做这个，我的脸还往哪里搁”？事情因此被搁置了一个月。但讨债者没有搁置，一个月的时间里，债主们从打电话到亲自上门，“倒没有动手，就是经常来，我只能狠下心，又和老公说了3次”。一直到一个月后的夫妻俩第五次谈话，丈夫终于流着泪松了口，“娶你，本来是要给你幸福，现在，却要连累你。”

　　李小姐在老朱的医院做了第一次检查，项目是肝部和子宫。随后签订了第一份合同。

　　老朱说，签订第一份合同前，妇女们最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两点：其一，怎么样才能把钱拿到手，“她们会详细地询问，每一个步骤能拿多少钱，如何保障”；第二，是否需要和客户发生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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