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村血祸不断，湖北小镇不断死人内幕

因为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被感染，还有多少人冲进医院，医生们每天提心吊胆，“就像楼上的那只靴子没有掉下来。”

最近掉下来的一只靴子叫李凯(化名)。

38岁的李凯是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人，他因为不满医院开出的赔偿，向《武汉晨报》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1997年3月28日，李驾驶的小货车翻车，头部受伤严重，被送往大冶市二医院住院救治，多次输血。

伤愈出院后，他身体变得虚弱，肺炎、感冒、结核病等疾病轮番袭击他，前后花去7万多元医疗费。2008年9月11日，李突然咳嗽、胸闷并昏迷，经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抢救，被诊断为严重肺部感染。

医生获悉他曾在大冶市二医院输过血，迅速安排血检，结果确诊其患有艾滋病。

万幸的是，张妻与15岁的儿子经检测排除感染。

对李凯的报道引起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委、市政府的重视，该市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熊志红为组长的协调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大冶审计局的一份材料表明：截至2007年末，大冶市第二人民医院已向财政部门借款700多万元，自筹资金200多万元，用于支付艾滋病病人赔款、生活困难补助、治疗费等。

大冶市宣传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一直为艾滋病群体殚精竭虑。他们提供的材料称，2000年，该市发现HIV感染者以来，成立了以市长为主任、29个政府职能部门为成员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认真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免除艾滋病家庭子女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和课本费，将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属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将艾滋病贫困家庭纳入低保救助对象，每年春节市政府为每名艾滋病人送去500元慰问金。

从2005年起，大冶市财政每年投入20万元作为艾滋病防控工作专项经费，每年安排200万元用于临床受血感染纠纷的赔付，并募捐专项资金用于改善他们生存环境，以及艾滋孤儿、孤老的生活救助，补贴病人抗病毒治疗和机会性感染治疗及子女入学费用，实施临终关怀。

同时，大冶在全国率先实施了“一对一”帮扶活动，由副科级以上单位帮扶一个贫困艾滋病家庭。

截至2010年3月，大冶有198名艾滋病人接受免费药物，每个月分三批到大冶疾控中心领取药物，并每三个月集中检测治疗效果和肝肾服药损害。

张说，自2003年来，该院发给员工的绩效工资逐渐递减，再也没有拿过1000元以上的月薪，医院发展也遇到严重困难。

但更苦楚的显然是无辜感染HIV的人。

5岁的袁红(化名)在两岁的时候被查明感染，不得不服用某种中药来对抗HIV。他经常感冒，3月7日又被送进医院。

因为需要回家取药，父母带着他回家。三轮车颠簸厉害，风很大，孩子紧紧抱着母亲，眼神惊恐不安。

袁家两层的房子只是用砖头、水泥板搭起框架，没有任何装饰，一楼的房间洇湿了墙上两张“三好学生”的奖状。

危机在延伸

大冶市卫生部门多次声称，在金牛镇发现的HIV感染病例均发生在1997年大陆《献血法》出台之前。《献血法》出台后，该市临床用血全部来自黄石中心血站，再无因受血而感染的病例。

政府试图给金牛镇划上一个句号，静待时间消磨一切，但事情还没有终结。

吴电宝被树立成为这个群体的一个标兵—服用药物后开始摸索生产自救方法并逐渐脱贫。2005年成立互助小组，带领病人一起开展生产自救，“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从悔恨、彷徨、轻生到治疗、自救、致富”。

2006年，吴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歧视宣传活动，并赞颂政府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有力扶持了病友们种瓜养猪养牛养鱼种优质稻。

吴说，“是党和政府将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他发誓要反哺于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宣传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事。

但朱逢财抱怨说政府并没有落实好“四免一关怀”，直到2008年底，他一个月领取的生活补助为15元。

2009年3月，朱逢财约好40多名病人，租了一台中巴车，围堵大冶政府大门。要求提高每月生活补助，要求惩罚原二医院的院长—这名院长后调任大冶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大冶市政府承诺将依照相关程序处分当年的院长，并将每一病人的月补助提高到60元。

知情人士称，湖北是输血感染艾滋病重灾区，伤痕之深至今并未完全探底。

湖北官方曾辩称，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不是艾滋病的重灾区。但散见互联网的各类资料，足以还原湖北艾滋病严峻格局。

根据湖北省科研和疾控单位发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12月底，在湖北东部的浠水县累计发现HIV感染者368人，疫情涉及全县16个乡镇场(区)、163个行政村，而368人中已死亡129人。截至2008年3月底，全县累计报告HIV感染者434人，已死亡154人。

2001年4月，湖北北部的随州市发现首例HIV感染者后，该市均川镇被筛查出至少100名HIV感染者，在5年内死亡60多人。2010年1月的一份文件表明：截至目前，随州市艾滋病患者涉及507个家庭，几乎遍及全市所有乡镇。

湖北中部的仙桃市曾是一个血液买卖集散地，除采集本地人血液，还吸引数千湖南人前来卖血。

湖北西部的巴东县，被大陆媒体发现了一个艾滋村。到2006年底全县已经累计发现HIV感染者226人。

湖北省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张效武曾承认，1980年代末开始，湖北省约有8万多名青壮年到邻近省份参与地下卖血，经血源交叉感染后，一部分人感染了HIV。

2001年，卫生专家推算，湖北全省实际HIV感染者在3万人以上，疫情严重程度在中国排在前10位。在被明确的传播途径中，血液传播居首位，占70.73%，而性传播只占3.42%。令湖北卫生部门迷惑的是，在进行婚检和体检的正常人群中接连发现HIV感染者，一些人根本就想不出自己到底因何感染—这类传播途径不详的人在湖北省已发现的HIV感染者中占到惊人的24.57%。

李凯在金牛镇离奇感染HIV，显示了卖血—输血的艾滋病毒感染链条。对此湖北省卫生厅早已心知肚明，多次强调打击“血头、血霸”非法组织他人卖血，并禁止乡镇卫生院自采自用血液，要求血库和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只能购买实验室检测合格的血液。

湖北省卫生厅曾发出警告称，曾往河南卖血的人员群体，回到家乡可能感染其他人群，将导致艾滋病病患迅速增加。

事实表明，湖北卖血者回籍后继续卖血导致新一轮感染的，远不止金牛镇一地。

2006年5月，湖北省东北部的大悟县、红安县两地医院自采自卖血液，导致至少50名农民输血感染，农民们写信求助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陈3次自费从湖南到湖北，最后写出6000余字的报告上交中央，获得高层批示。

国家疾控中心成立调查小组，深入大悟县调查艾滋病人情况。接着，湖北省卫生厅、大悟县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艾滋病人的救助政策，免费为艾滋病人提供药品，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费500元，其直系亲属每人每月发200元生活费。

2009年6月，湖北省政府防艾办通报称，湖北省累计报告HIV感染者达5132例，是2001年的10余倍。卫生厅官员解释说，艾滋病患暴增的主要原因是性传播和注射吸毒传播的比例明显上升，占感染总人数的65.39%。

湖北省不敢懈怠，继续布局示范区争取更多资金遏制艾滋病蔓延。2009年9月17日编写的《全省第二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名单》显示：全省计有中央重点示范区2个县市、中央和省共建示范区11个县市、国家合作项目示范区14个县市、省示范区12个县市。

但资金瓶颈导致筛查、追踪不彻底，去河南卖血者回到当地，通过血液、性和母婴传播链条究竟感染了多少人，至今不得而知。如果采用母婴阻断措施，像袁红那样的儿童本可幸免于难。

狐疑和猜忌仍在民间潜伏延伸。

2010年的春天，朱逢财走在大街上，揣了个小瓶子，里面装的是晚上7点半需要服用的三颗药丸—两颗红色，一颗白色。他和远近的人们招呼，但心知彼此之间留存的些许寒意：他长了一个痔疮，镇上诊所和二医院的医生一共打针10多天，就是没有人敢动手来做个小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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