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医闹伤人事件调查

“伤情严重”的医生没在病房内

与医生的说法有不同的是，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其他患者家属介绍，当日心胸外科病区发生的并不是“一群人不容分说围殴医生”的状况，而是因医患纠纷先吵起来，后双方都动手的“打群架”事件。

刘永华家属也并不是“无缘无故”地闹——这家人为给老父亲治病，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欠了医院的治疗费。刘永华之子已经向医生哀求宽限时日，一定还钱的情况下，医院单方面停止治疗，停药两天以后，刘永华不治而亡，因此家属才会怒向医院讨说法。因为医院态度冷漠，而当日出面的副主任医师丁芳宝也没说好听的话，双方才会吵架进而打起来。先是丁医生被围，有家属动刀，他被刺后怒喊“给我打”，旁边几位年轻的男医生才围上去打起来，也是“场面很混乱”。

他们说，在“群殴”之前，刘永华之子抱着受伤的丁芳宝冲到8楼窗台前，说：“你们这样对待我们，那我们就一起跳下去！”此情此景跟新闻里说的“行凶后凶者将其拖至8楼窗口，企图将他从窗口推下”有些出入。

同时，他们也对后来新闻里讲的“10位医护人员受伤，6位伤情严重住院”的情况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怀疑。

2月2日从上午10点左右一直到下午5点，本刊记者一直等在新华医院外科楼特需一病区。而尚未办理出院手续的5位“伤情严重”的医生也一直外出没有在病房内。

这一病区的护士们先是告知，伤员医生们大概是去做检查了，都不在；到傍晚交班的时候，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今天都“不会回来了”。

本刊记者于是联系新华医院宣传科长罗玲，协调采访受伤医生，被告知，昨天就有记者提出要采访受伤的医生，但医院考虑这些医生不仅身体上受了伤害，心理上也受到了伤害，所以出于保护医生的角度考虑，不方便让他们接受采访。

接着，特需病区的护士在联系值班院领导之后，向本刊记者转达副院长邵新华“不接待一切媒体”的要求。

特需病区的护士长则更明确地告诉本刊记者说：“你不用等了，他们也不会接受采访的。”

而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的其中一位受伤的医生称，院方再度打电话通知了，要求医生在未经宣传部许可的条件下不得接受采访。

2月3日，本刊记者来到上海市卫生局。卫生局负责大年初一值班的规财处干部翁泽文在请示该局领导后告诉本刊记者，卫生局这时候不方便接受采访。

他说：“这个是刑事案件，不是属于公共卫生案件。如果是集体中毒，我们是要处理的。这种事情我们值班不处理。”

他告诉本刊记者，这件事已经由警方接手，卫生局负责善后的同志也不过是处理些安抚工作。打人伤人，这属于治安问题，不是医疗上的问题，归公安管，因此建议本刊记者去公安部门采访。

上海公安的三个“明确答复”

1月31日突发事件发生以后，对公安质疑的情绪不仅在新华医院许多医护人员之间，也在公众之间蔓延。

几位医护人员和民众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搞不懂”，为什么头两天医院就报警了，警察来了却没能把场面控制住，有警察就守在医院，可还是发生这样的伤人事件？

另外，为什么事情会演变得这么大，会有这么多人受伤，是不是有“职业医闹”策划和参与？

最后，为什么通报出来是有20名家属“围殴”无辜医生，但是最后只抓了6个人？

对于公众的质疑，上海市公安局新闻办给本刊记者的明确答复是：

第一， 没有医闹，那些人都是家属。

第二， 我们警方接到报警之后，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我们在了解情况之后，并没有采取非常激烈的强制措施，是因为我们发现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一开始我们起到的作用也只能劝阻、调解。家属不是“无缘无故”地去闹，他们也是老百姓，我们得考虑双方的立场，人性化执法。

第三， 到底造成什么样的伤害结果，最简单的，可以去看我们的验伤记录。根本没有像他们说得那样严重。

公安局新闻办一位警官对本刊记者说：“可能我这话说得不太客气：新华医院应该从自身找原因：为什么家属会做这么极端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白衣天使的话，别人感谢你都来不及，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家属有他极端的情绪在里面，做这个事情不太理性，但是，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他透露：“平时，医院跟公安关系不错，有没有必要我们公安在这个事情上不作为，有意看你们新华医院的热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不知道新华医院有没跟你介绍过，为什么这些家属会闹。是因为，新华医院单方停药停了两天。因为钱不够。所以你觉得，他们能不能这样做事？”

而本刊记者从直接处理该案件的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治安支队获悉，参与闹事的家属也“绝对没有那么多”。

根据杨浦分局治安支队内保科一直在现场进行调解工作的民警邱勇讲，从头到尾，出现过的家属，包括出面去跟院方谈判的，最多不超过十二三个。

而根据新华医院门口的监控录像，以及讯问笔录等证据，家属中参与闹事的，就只有6个人。这6个人，有两个是死者的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弟弟，一个外甥，一个妹妹。其中儿子刘鹏被刑拘，余下5人，3人被行政拘留，2人被警告。

警方眼中的“弱势群体”

该案件的办案民警，杨浦分局治安支队治安管理行动中队的高俊在与本刊记者谈到案情时，三次用“弱势群体”来形容被他所审讯的刘永华家属。

他告诉本刊记者，死者的次子刘明是在阜阳开一家小餐馆的。老父亲有时候也在那里帮他们端端盘子洗洗碗。但这次为了给父亲看这个病，老家的房子该卖的都卖掉了，大概已经花进去30多万，一家人可谓是倾家荡产。

被刑拘的那个儿子刘鹏，从在安徽住院的时候，就天天陪着父亲，先是请新华医院的梅举医生到安徽去给他父亲做手术，没做好，又到新华医院来继续住院，继续动手术。刘鹏也是天天陪着，可是到最后，连病危通知书都没收到一张，最后一面也没见着，父亲就走了。

“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也能体谅他们当时的心情，父亲刚刚走，一时受不了。作为他们来说呢，不一定能理解这件事是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包括法律渠道来解决的。案件审理好以后，我们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也说，他们什么都不懂，但只懂父亲没了。我们跟他们说：你们跟医院比起来，你们是弱势群体。你们要知道怎么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应该怎样走正常的程序去解决问题。他们就哭，就说不知道怎么保护，只知道出于‘孝心’⋯⋯”

据这些家属所说，他们只是想为父亲讨要一个说法，但是院方不接待，找主治医生，也找不着。

1月31日上午10点半左右，他们先是上去4个人找医生，后来吵起来，这时候又有2个人上去，发生捅人事件后，他们也没有逃跑，而是跑到控江路上，把马路堵了。两个人拉横幅，两个人堵马路，一个儿子抱着遗像跪在马路上，另外一个女儿腿受伤了，跪也跪不下去。

“这些都有监控录像的。”高俊说，“在你最绝望的时候还没人理你的话，那心情是可以理解。但我们教育过他们，心情可以理解，但处事方式有问题。我们办案也是依据事实，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他成年人应该承担应负的责任。治安这块，也都处理完毕了。刑事那一块，必定也会有个说法。”

“摄像头坏了”吗

治安支队治安管理行动中队的队长陈泓告诉本刊记者，当日在江浦路派出所开会的时候，警方要求院方提供事发医院内的监控录像资料，但是院方却说没有了，“摄像头坏了”，最终没能提供。他们说，如果当时的监控录像有的话，事情就简单了。没有的话，就只能凭嘴说，说也说不清楚。

“当时场面很混乱，谁打谁都搞不清楚。做笔录的时候，家属方也有受伤的。问他，谁打他，他也搞不清楚。”

陈泓对本刊记者说：“一开始报警，我们警察去并不是抓人的，而是作为医患双方纠纷的调解方。”

他告诉本刊记者，这种事情很常见，就他所接触到的案例，医患纠纷，患者家属去闹是很常见的事，但发展到伤人的事件并不多。在他值班的时候，经手过新华医院的同类事件有好几次。但是，“都是家属，都不涉及医闹，人也不多”。

对于职业医闹，他相信可能有这样的群体，但是他自己没有碰到过。

一位处理过多次医患纠纷的派出所民警告诉本刊记者，现在缺乏独立的仲裁机构，医患纠纷是医院和患者的矛盾，但仲裁方是卫生局，鉴定专家都是一个系统的人，都是他们说了算。没有独立的第三方仲裁机构。这相当于爸爸管儿子，很难确保公正。

所以许多患者只有通过摆花圈、堵大门等手段来与医院抗争。职业的“医闹”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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