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肾者“理由”调查：确有人为了买iPhone4s

　　卖肾的种种“理由”

　　在做手术前，卖肾者的心情既害怕又兴奋，害怕是怕疼，兴奋是因为马上就能拿到钱

　　“在中介窝点，大家吃饭就故意浪费，开水一壶接一壶地烧，烧完冲厕所；饭煮两锅，吃一锅倒一锅，菜也是炒一盘倒一盘，我们5个人，两天干掉50斤米，一桶油。为什么这么干？因为我们‘供体’恨中介，恨死中介了。明明知道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但到你手里能有1/10就不错了。中介、老板、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每一层都要拿钱。这些钱，都沾着卖肾者的血。”

　　马涛接触到的每一个卖肾者，无人不痛恨中介，但生活的无奈让他们只能贱卖自己的器官，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唯一还能支配的资本。

　　每个人卖肾的动机，其实并不复杂。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每一个看上去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卖肾行为的理由，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命运之困。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在自尊的驱使之下，他们选择了卖肾。

　　“凡是卖肾的人，都会给自己找个可以接受的理由。但起码这个人的心并不坏。”每个人卖肾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缺钱。

　　在记者暗访中，何青、孙明、马涛讲述了一些卖肾者看似五花八门的理由：

　　董楠，25岁，陕西人。他用来拉货的卡车被交警扣下，他曾经想通过卖肾来筹钱赎车。因为头脑灵活，能说会道，董楠得到强子的赏识，让他做帮手帮忙“养人”。董楠喜欢上网玩通宵的网络游戏，经常以各种理由克扣卖肾者的生活费。他还会发动其他的卖肾者去网吧，找更多的“供体”，成功找到一个就可以从中赚取500元“介绍费”。

　　小丁，22岁，河南人。为了凑3000元钱给女朋友打胎，来广东卖肾，来到中介窝点的当晚，被马涛和孙明劝回家了。

　　阿管，24岁，广西人，从小被爷爷养大，一直待业在家。为了给爷爷买养老保险才准备卖肾。他打算等卖肾赚了钱，就租个房子，买台电脑，玩网络游戏赚钱，后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强子打发走。

　　小张，25岁，广西人，之前在深圳工作，4张信用卡一共欠了5万元债务，一直表现得很忧伤，住了一晚后自行离开，走之前给马涛留下一封遗书。

　　阿豪，19岁，广东人，坚定不移地要卖肾，只是为了还分期付款买的智能手机，以及他每天都在念叨的iPad2和iPhone4s，同时还要给QQ充一年的黄钻。后来被强

子3000元“转卖”到郑州的地下中介。

　　在做手术之前，每个卖肾者的心情极为复杂，紧张、兴奋、刺激、害怕。紧张、害怕是因为以前没做过这种手术，怕疼；兴奋、刺激是因为马上就能拿到现钱，两万元。

　　脱离了中介的马涛，在深圳一家学校做校车司机，而孙明则成了快递员，虽然工资不高，但他们每天过着踏实的生活，同时也在朝着自己的梦想一步步靠近。

　　卖完肾的何青，现在仍然无法劳动，住在25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里，每天无聊地上网，玩着新买的手机，盘算着剩下的一半信用卡债务该如何偿还。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

　　在全国，非法器官交易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地下中介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漳州、郑州、成都、南昌……在广东，主要是集中在外来务工人员相对密集的珠三角地区。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珠三角一带的肾源，一半被强子所在的地下中介所控制。事实上，强子只是这个非法器官交易链条中的一个小老板，在他背后还有更大的老板。至于这个人是谁，具体做什么的，很少有人知道。“唯一知道的是，他是东北人，拥有一家自己的私人医院。”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强子就是找“供体”人群中的一个小老板，负责出钱“养人”，通过中介做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后，可以提成5万元。强子自称，2011年他经手促成肾移植的，就有100多例，“而且从来没出过事。”

　　在强子的下面，就是线上和线下工作人员。线上有各种网络客服，包括通过QQ、网页、论坛等非法网络广告，线下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养人”，提供食宿，管理松散，来去自由。等到供体配型成功后，就与主刀医生联系，安排手术。

　　而一些私人医院的医生，为了挣外快，也愿意私下跟地下中介合作，“但相关的手术设备一定要够专业。这里面肯定有着高额的利润空间，否则谁会愿意铤而走险？”

　　据统计，全国每年有近100万名依靠透析维持生存的肾病患者，2011年，国内合法进行的肾移植手术还不足4000例。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地下卖肾中介的兴起，他们巧妙地搭建起自己的网络，并从中谋取暴利。

　　寻找“供体”—提供食宿—安排体检—配型成功—签署协议—移植手术，这就是非法器官交易中介的典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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