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翼城二胎实验27年：当地居民现已不愿多生

　　试点效果

　　1985年，翼城县人大出台了《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县委县政府下发了《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实施细则》，次年，“两晚一间隔”在翼城县全面铺开。

　　后来当了翼城县计生委主任12年的冯才山那时很快就发现，基层计划生育的工作量一下就上去了，以前是一刀切的一胎化，1985年以后既要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育，还要管理生二胎的间隔时间。

　　冯才山说：“一开始几年还要不断给老百姓解释，他们认为既然允许生二孩，你管我什么时候生第二个，100年是四代人还是五代人的问题，他们不明白。”

　　试点政策的效果在第二年就开始凸显出来，晚婚率一下子就从1985年的37.3%飙升到1986年的81.24%，第一胎的晚育率更是高达93.3%。

　　即使是试点，翼城县仍然面临着计划生育同样的考核标准，当时定下的目标是到2000年时全县人口控制在30万。

　　1985年7月，翼城县做了一份人口发展测算表，预计在2000年，全县总人口为300331。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全县人口303258。

　　翼城县15年有条件地放开二胎，用事实证明，人口并没有出现不可控的增长。

　　不仅如此，多年来，翼城县无论是其人口出生率还是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逐年下降，并且年年低于全国和山西省的水平。

　　以精确数据的2006年为例，翼城县、山西、全国的人口出生率分别为8.76‰，11.48‰，1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则分别为3.8‰，5.75‰，5.28‰。

　　梁中堂曾用一句话来概括翼城县27年的试点效果，即翼城县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统计数据都要比全国、全省和全市的平均水平好。

　　他同时指出，这个结果并不是“两晚一间隔”的政策使然。他在1988年做的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说明，当时不仅晚婚晚育不是统计数据反映的那样执行得很好，而且早婚、多胎都还占一定的比例。

　　但是，即使这样，翼城县的人口发展数据还是比全国的好。这是为什么？

　　梁中堂认为，这恰恰说明了人口的出生率有其客观规律性，生育是每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它要受到许许多多的条件制约，远不是政府制定目标和指标可以限制的事情。

　　今年才23岁的续燕霞，已是准妈妈，她与丈夫商量好，打算只生一个孩子，不论男女。

　　她说自己出生的年代多数家庭都是两个小孩，现在年代不同了，一个能养好就可以，而且男女都一样：“做B超我们也从不问是男是女。”

　　翼城县王庄乡主管计生工作的副乡长王永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该乡现有独生子女户1680多户，其中三分之一都是一个女孩。

　　“观念跟着时代变化，加上国家和省里奖励政策的增多，现在很多家庭都主动放弃了生第二胎的指标。”王永亮说。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研究者发现的各种良好效果。

　　而实际上，当年在翼城试点的目的，却在于“摸索出一条‘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中国式的计划生育道路来”。

　　冯才山回忆，在1978年以后，全国各地已在严格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难度相当大，为什么叫‘推行’，老百姓不愿意，得‘推’着他做。”

　　在北冶村做了30多年计生员的孙学武，在试点以前，被村里人恨得牙痒痒，走在路上形同陌路，家里不是拖拉机轮胎被割就是电线被剪断或者猪圈里的猪被药死。就连儿子媳妇因意外一氧化碳中毒去世，也被村里人骂作报应。

　　“试点以前，那真是‘敌我矛盾’啊，现在退休好几年了，还有人记恨着我当年罚过他们50元钱的事呢。”孙学武感慨地说。

　　试点以后，孙学武的工作开展起来好了很多，近十年来，随着村民观念的转变，计生工作越来越好做，他与村民的矛盾也大大缓解。

　　允许有条件地生育二胎，试点的初衷迅速见效——试点前，全县36名计生助理员，已有八九人因工作难度太大想改行，试点开始不久，全部都安了心。

　　不宜推广？

　　当年试行与全国“一胎化“政策不同的地方，其实并不止翼城县一家。

　　1985年，翼城县特批成为全国第一个二胎试点后，又陆续有十几个地方获批，包括山西大同市新荣区、辽宁长海县、黑龙江黑河市、山东长岛县、广东南海县、广西龙胜各民族自治县、甘肃酒泉市和徽县、青海源丰县以及宁夏同心县。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只有翼城县一直坚持了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计划生育试验中的“孤本”——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对于试点的效果，当时大家都没有把握。在翼城县试点的第二年，1986年12月，在全国计生工作会议上，国务院领导谈及“两晚一间隔”试点时曾作过表态“如果经过10年，证明这种办法人口增长率并没有提高，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政策，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政策”。

　　此番表态，给了当时试点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很高的期待。

　　尽管此后，翼城县无数次用数据证明了它的成功，但它却始终无法突围，就连将这一政策扩大到临汾地区的努力都没有奏效。

　　据报道，包括中国人口学会和国家计生委多年来都去考察过这些试点，最后总结都是一句话——效果很好，但不宜推广。

　　当时，试点都是在悄无声息地进行，各个地方闷头做事。

　　“要求我们遵循三不原则，不宣传、不报道、不推广。”冯才山说。有一次他到省里参加一个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发言材料里写了试点政策的内容，主办方后来将这部分文字全部删掉了。

　　1987年，11个试点地区的研讨会在翼城召开，会议内容，被列为秘密，不允许公开。

　　翼城县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过了20年，甚至都被当地的民众逐渐淡忘。直到近几年来，放开二胎的呼声渐高，它的尘封往事才又被翻开。

　　无论是后来前赴后继跑到翼城县做调研的学者，还是当地计生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为，翼城模式最宝贵的经验实际上是解决了多孩生育的问题，由于更接近百姓需求，也大大降低了计生工作的难度。但他们也承认，随着环境的变化，翼城县“两晚一间隔”模式已错失推广的最佳时机。

　　临汾市计生委负责人分析说，目前包括山西省在内的许多省农村地区都实行的是一胎半政策(即第一个是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加上各种符合条件的再生育的情况，实际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家庭不能生二胎，这导致翼城县的试点优势正在不断减弱。

　　就连翼城模式的奠基者梁中堂也认为，没有推广并不意外，因为试点本身就是一个偶然叠加的结果，不具备可复制性。但翼城县实验的意义却不容置疑。

　　第一，翼城县农民平均生育两个孩子，其人口增长水平还低于全国，说明全国的农民也平均生了两个孩子。第二，翼城县和全国的人口增长说明，老百姓在宽松的政策下不一定多生孩子，在严紧的政策下也没有少生孩子。第三，这样的结果表明，人口变动是一个客观过程，生育政策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没有对人口过程发挥多大的调节作用。

　　从如今的形势来看，梁中堂认为，已经不是该不该推广翼城经验的问题，而是把自由生育权交还给人民，让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生育。

　　无论生育政策如何流变，22年前，吉芳就独生子一个，知道可以生第二胎也坚决不生：“看孩子他爹，弟兄4个，穷成什么样儿了，弟弟结婚时连房子都供不上。”

　　这也是现在北冶村许多村民的想法，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上学、就业、房子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成为如此沉重的负担——“少生快富”，这个几十年前喊得响亮却根本无法阻挡超生大军规模的口号，终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被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