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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
揭秘
1
GSK高管陷入情色交易
临江旅行社老板翁剑雍承认,除了GSK中国,他们公司还与五六家外资药企存在类似的业务往来,“只是其他公司没有GSK这么厉害”。即使如此,最近几年,临江旅行社每年的营业额也在1亿多元,而其中至少20%的会议虚增会议规模。
而据GSK中国高管称,除了临江旅行社,GSK的内部会议,以及外部会议,至少还与30余家旅行社有些业务往来。仅梁宏一人,每年涉及会议的预算就高达几个亿,给临江旅行社的也仅仅一千万元,其他会议费用,都由其他销售人员再联系旅行社组织会议,虚开和虚构现象同样存在。GSK中国的高管和销售人员,再用这部分钱行贿政府官员、专家和医生等。
警方表示,GSK中国的高管通过旅行社套现了多少钱,又有多少钱用于行贿,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据初步统计,这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临江旅行社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办案民警表示。
据记者了解,还有一家旅行社,为了拉拢权限极大的GSK中国高管,还使出了“美人计”。这家旅行社雇用了一名女子,向这名高管进行性贿赂,这名女子在这名高管身边待了4年左右。
不难看出,GSK中国的利益链始终伴随着贿赂链,其特点就是通过承办这种会议、赞助等形式规避中国法律,同时规避内部监管。
在GSK案发后,整个医药行业人心惶惶,担心突然哪天警方就找到了自己头上。警方表示,药价虚高,与药企的行贿不无关系,必须要严打。此次通过GSK案震慑和规范整个行业,使药价虚高的现状有所改善,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2
运营成本“占”药价三成
据梁宏称,在GSK中国,他负责肝炎、泌尿、糖尿病等几个治疗领域药品的销售管理。据他介绍,一种药品要上市,要与各个部门打交道,如注册涉及药监部门,价格涉及发改委,进医保涉及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进入地方涉及地方招标办,进入医院要涉及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生等,“环节太多,要打交道的政府部门太多”。
已经在医药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梁宏说,据他估算,药企运营在药价中所占的比重高达20%到30%,至于行贿成本占到多少,倒没有太多统计,但占的比例非常大。梁宏说,通过十几天的反思,他认为运营成本所占的比例确实太高了。“如果能少开点会,就能降低一些成本,就能有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梁宏说,以一种治疗乙肝的药为例,出厂价约在140元,经过经销商、医院等层层加价,最后到患者手里,价格达到了210元左右。
梁宏也指出,症结还在于环节太多,“我们也喜欢越简单越好,如果药品的环节少了,腐败也就少了”。梁宏指出,以药养医是其中最大的问题。
梁宏还认为,目前中国的药厂太多,都是一种低水平的仿制,这就导致不能集中优势进行研发。而像美国,只有几家大型药企,动辄就可以拿出数亿元进行研发,“研发的成本最高”。梁宏说,这实际上还是管理的问题。
梁宏说,希望此次GSK中国案件能起到一个警示作用,对未来中国的医药市场起到根本性的变化。
3
一个项目行贿数目达200万
41岁的翁剑雍是上海本地人,以前曾经在一家旅行社打工时,就知道药企通过旅行社开会的事。2006年,他成立了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2007年,他之前认识的一位朋友,从其他药企跳槽到GSK中国公司。在这位朋友的推荐下,临江旅行社成为GSK中国的一个会议服务商。这期间,临江主要承接GSK中国的疫苗部和培训部的会议。由于培训部主要是内部培训,还比较正规。
而在承接疫苗部的会议和项目时,临江已经开始向GSK的人员以送回扣的方式行贿。据翁介绍,其中的一个冷链项目,行贿数目就高达200万元。
2008年,GSK中国迎来了一位新高管,他就是梁宏。
今年49岁的梁宏,大学时学得是制药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国企做药品生产。1993年,梁宏改做药品营销,当过医药代表的他,一直坐到惠氏医药销售总监的位子。2008年12月,梁宏跳槽来到了GSK中国,担任副总裁、企业运营总经理,年薪上百万元。
4
反腐规则滋生新腐败
梁宏说,公司一般有两种会议,内部会议和外部会议,内部会议包括年会和平常的一些小会议,对外会议则是公司组织医生、专家或政府官员参加的研讨会等。根据GSK中国的规定,两万元以上的会议必须通过旅行社组织,一是为了办得更专业,二是为了避免内部员工动用大量资金,防止腐败产生。
在梁宏进入GSK中国以前,就已经有多个旅行社服务商,专门做公司内部会议。但GSK中国的这种游戏规则,并未能防止腐败产生,反而滋生了新的腐败。
2009年10月,由于翁此前在GSK中国的那位朋友离职,他将翁介绍给了梁宏认识。翁剑雍迅速抓住了这次机会,除了吃饭,翁剑雍还带着梁宏等人去台湾玩了一趟,随后又多次登门拜访。
从2010年4月份开始,梁宏再召开内部会议时,就开始启用临江旅行社。两个人的命运,也开始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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