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餐饮老板：上海人不知吃过多少死猪

坑猪到焚猪

死猪漂流引起的最大争议，除了事件本身的反常和诡异之外，人们追问最多的是，为何不能对之进行完全的无害化处理？

在横港村的田野里，陆根松领着记者来看这里的无害化处理点。类似这样的点全嘉兴市有573座，累计达4万立方米。以横港村无害化处理点为例，包括4个处理池，每个池子长宽高为6×4×4(m)，可以容纳死猪2000头，建设费用12万元，其中国家财政补贴4.8万元。

但这个处理点的处理能力已经不够，就在处理点的西边，原先村里堆猪粪的地方，巨大的挖掘机正在开挖第5个池子。“死猪到了冬天的时候就降解得很慢，非要到夏天才会更快点。”陆根松告诉记者。整个嘉兴市为无害化处理池建设已经投入了1312万元，全市地方财政收入一共18.5亿元，围绕死猪的相关投入逼近总收入的1%。

不过，缺口仍然巨大，2012年嘉兴全部无害化处理点处理死猪32.56万头，这个数字放到嘉兴734万头的总量中，仅占到4.4%。

据王长江表示，生猪全流程(含仔猪出生后到成猪)死亡率国内达到20%，这就意味着如果含仔猪的话，近100万头死猪并没有进入到无害化处理渠道。即便按照嘉兴官方渠道公布的10%的死亡率(很多仔猪运往外地长大)，亦有30多万头死猪在无害化处理渠道之外。

为了增加死猪处理能力，去年7月，嘉兴市已经决定在南湖、嘉善和海盐率先建设焚烧厂，而此次死猪事件无疑加速了焚烧厂的建设进程。新丰镇副镇长黄军透露，今年年内应该能建成，南湖区的焚烧厂应该就建在新丰镇，目前正在进行选址工作。

死猪连带着养猪产生的粪便，消毒用化学制剂、饲料等等，给嘉兴市带来巨大环境压力。“我们是猪房比住房多。”黄军对记者开玩笑表示。

在死猪事件发生后，嘉兴从市到村的四级班子，已经进入到高度紧张的状态。在3月11日-17日的一周时间，全市累计出动巡查人员53377人次、巡查水域面积63991公顷，排查养猪场130051次。包括黄军在内，都是长时间在办公室值守，取消节假日。

作为一个农业镇，新丰镇有两样出名：生猪和生姜。黄军表示，按照镇里的规划，下面要弃生猪，而就生姜。全镇生猪饲养25万头的规模，准备降到15万头，去掉五分之二。如果新丰镇的目标等比例扩大到整个嘉兴市，意味着该市每年将减少200万头生猪产出，直接产值减少约24亿元(按每斤猪肉6元计算)，对比嘉兴2012年2885亿元的GDP来说，这“24亿”裹挟着重大环境代价，舍弃也罢。

这是一次痛定思痛，但并非第一次“猪恸嘉兴”。早在2010年大规模死猪时间出现后，嘉兴即开始在“死猪”上投钱。新建无害化处理池，雇佣固定的无害化处理负责人。黄军庆幸投入得“早”，当全国媒体蜂拥来到嘉兴后，他们看到了完整的处理体系。嘉兴方面乐于传递这样的事实，死猪投江只是体系之外的“偶发事件”。

而在国家层面，2011年，农业部、财政部共同下达了《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规定对病死猪进行无公害化处理可领取80元每头的补贴，以鼓励养殖户对病死猪的无公害化处理。

一位农户表示，死猪深埋需要2米深的坑，非常费力和费时，多数养殖户也不愿意做。除此之外，焚烧所需的汽油和柴火都需养殖户准备。除了嫌无害化处理麻烦外，申请补助手续繁多、补助金发放周期较长以及各地实际实施情况有别也导致许多养殖户并不能如数拿到这笔补贴。

上述农户表示，别说是死猪，2010年国家补贴养猪的款项(每头母猪100元)，他到2013年3月初才拿到，整整延宕2年多。但即便如此，农户也不愿意放弃养猪转而到厂里工作，“厂里每月2000块，养猪还自由些。”

对于如何让更多农民舍弃生猪选择生姜，黄军自己并无更多的方法，一亩生姜产值1万元，种完后还能种一季稻子。既赚了钱，又果了腹。但谁能保证生姜的价格不出现波动呢？到时候，黄浦江上漂浮生姜的场面，会被人戏谑为“排骨汤”变“姜茶”吗？这些显然都是黄军们回答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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