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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
儒家思想引出“四象医学”
庆熙大学医科大学是韩国最著名的传统医学院校,该校国际关系教育研究院院长高炳熙认为,中医和韩医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哲学理念上的不同:“中医主要立足道家思想,侧重人类生活的平衡。而韩医则主要立足儒家思想,试图尽量去适应环境,探求如何更好地生活。”他认为,从这点上来看,韩医比中医更为实际。
不过,中国学者并不认同他的这种看法。诸国本认为,尽管中医的《内经》具有淡泊名利等虚无的思想,较接近道家理论,但中医随后的发展中,还是受到很多儒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如汉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受到这一时代重儒思想的极大影响,而包括白内障的针拨术等在内的一部分中医眼科技术,则来源于印度,受到佛教影响。
高炳熙认为,哲学理念的不同导致中医和韩医之间理论框架上的不同。他认为,儒家思想导致了“四象医学”的产生。“四象医学”是韩国特有的理论体系,它注重人体在行为、生理特征和适应性方面的个性。不同于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该学说根据人体的气、体形和生理心理特征,归入太阳、太阴、少阳和少阴四个象。因为其极其注重个体的特性,高炳熙形象地将这一理论称为“裁缝医学”,也就是说,医生和裁缝一样,会给病人“量身”诊断,开处方。“这就是‘消费者是上帝’。”
不过,说四象医学就是韩医的理论基础并不确切。傅延龄表示,“四象理论”和中医“阴阳五行”的理论和“四象”理论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何况“四象医学绝不代表韩医学,它只是比较出名的学术”。
同时,四象本身就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来源于《周易》。《周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诸国本认为,中医的《内经》、《灵枢经》中也都提到了“四象”的概念,“它把疾病和人体体质相结合起来,按此诊断,而开的方子还是中医的方子。”因此,他也认为“四象医学”只能算是韩国医学的特色理论。
韩医框架并无独创性
无疑,作为中医主流分支出去的韩国医学,在自身基础上有着创新和发展。和中医广泛吸收外来精华一样,韩医也在初创时期吸收过印度、阿拉伯等地的医学传统。到了宋元交替之际,尽管在理论上依旧沿袭中医基础,当时的东医还是创造出一些独有的医药工艺,并出现了大量的东医医学书。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韩医的发展立足于中医的理论基础,又结合了自身的草药实践。“韩医学是朝鲜古典医学与中医学的结合”诸国本如此定义韩医。
除“四象”医学之外,韩医与中医也存在一些流派上的差异。比如韩医将内科按脏器细分。此外,有观点认为,韩国不存在“温病学派”。这点在学者处得到了否认。“古人看不到病源微生物等物质,因此用很综合性的‘气’代替,包括了正常和非正常的热气,”傅延龄介绍,“‘寒’不是狭义的寒冷。中医将所有非人体所有,包括气象因素在内的外界导致的病都并入伤寒之列。”明清后,科学意识出现,人们发现有些疾病不是寒引起的,而是温和热造成了对人体的伤害,因此才产生了不同的治疗方式。由此产生了“温病学派”。明清是“温病学”的成熟期,这个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较成熟,它和“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但因为15世纪以后,韩国依旧和中医有着交流,中医科学成果继续传入韩国,也对韩医学产生了影响,只是韩医教育中,不设专门的温病学课程。
“看差别关键看在医学观念和学术理论体系上有没有差别。”毛嘉陵表示,韩医与中医的差别甚至不如藏医或者维医与中医的区别大——这两种民族医学与中医有截然不同的一套理论。相对而言,韩医与中医相比,整体框架没有特别大的独创性。
■新知补丁
韩国“医圣”与《东医宝鉴》
《东医宝鉴》由朝鲜太医许浚编撰而成。当时的朝鲜国王光海君说:“东垣为北医,丹溪为南医,宗厚为西医,许浚为朝鲜之医,谓之东医。”朝鲜“东医”因此得名,许浚也因而在韩国享有“医圣”之名。韩国大使馆食药官韩容燮介绍说,许浚还是第一个进行人体解剖的韩国人。
韩容燮对《东医宝鉴》一书评价很高,他认为许浚将此前传到韩国的中国古代医书分门别类,重新整理,并有很多独创性的见解,成为了一部医学百科全书,“这是韩医的基础所在”。
毛嘉陵介绍说,在《东医宝鉴》诞生之前,韩国医士就通过对中医书进行分类整理,编成医药学巨著《医方类聚》,保存了中国历史上已经失传的医书30余种,堪称中国明以前医方著作的集大成者,这也是韩国为中医药所做出的一大贡献。
《东医寿世保元》
韩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经典之一。医学家李济马于公元1894年撰写完成。全书4卷,分为性命论、四端论、扩充论、脏腑论、医源论、广济论、四象人辨证论等七编,记载625条论述,153个方剂,约6万字,初刊于1901年。该书的基础理论部分论述了作者首创的以体质为诊疗依据的“四象医学”学说,阐述了“天、人、性、命”整体观、阴阳学说、四象人论、四象脏腑论、四象病因病理学、四象诊断学和药物方剂学。
该学说是东医学的重要理论体系。同时也为东方传统医学增添了体质医学的新内容。 (采写 记者 金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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