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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本经疏证》的作者邹润安(1790-1845))论药常以《本经》记载的药物主治为依据,深入到仲景使用该药的各个方剂中去寻根究源,探寻其所适应的病机。故“每缘论药,竟自论方,并成论病”,务必疏明药性之所以然。其论阿胶者亦然。

据《本经》记载:阿胶味甘平,主心腹内崩劳极,洒洒如疟状,腰腹痛,四肢酸疼,女子下血,安胎。

首先,邹润安明确地提出了阿胶的主治功效或其所适用的病机是“能浚血之源,洁水之流”,这是其他的任何一位医家所未曾讲到的。

“浚”者,疏通也,疏导也;“洁”者,化浊为清也,使洁净也。邹氏认为,“所谓心腹内崩劳极,洒洒如疟状者”,皆因“生血之所,气溃败以不继,血奔溢以难止,内则五脏之气不凝,外则经络之血不荣”,而阿胶“则仗其取肺所主之皮、肾所主之水,以火煎熬,融洽成胶,恰有合于膻中火、金、水相媾生血之义,导其源而畅其流,内以充脏腑,外以行脉络也。”这就是说,阿胶的炼成,本身就与人身火、金、水相媾生血之义相似,故作药则有同气相求之妙。但它又不是直接补血的,而是治因“水浊于中(按:水浊皆因热或挠动所致),则滓停于四畔及洼坎不流之处,所谓腰腹痛、四肢酸痛者”。他说,阿胶“取气薰津灌之皮,假水火烹炼成胶,胶成之后,随亦水消火熄。恰有合于澄水使清,各归其所”。在此,邹氏是用象思维来解释药性。由此看来,阿胶的功效,与其炼制的材料及过程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不论及的。阿胶与其他天然药材比较,的确有其特异之处。

其次,为了阐明阿胶要如何应用才能得当的问题,邹润安通过对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用有阿胶的诸多方剂,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邹润安自问自答:“何者为用阿胶确证?”缘渴乎?非也,“五苓散无阿胶,亦能治渴”,还有温经汤证、黄连阿胶汤证、炙甘草汤证,皆不言渴。又为不得眠乎?亦非也,以栀子豉汤、酸枣仁汤皆可治失眠,但皆不用阿胶。他又问:“黄连阿胶汤证,无湿在中,何以用芩连?黄土汤证,无湿在中,何以用白术附子甘草、黄土?”他认为,前者是由于“火燔于上,有湿不足以济之”,后者是“湿郁于上,有火不足以宣之”,故“阿胶随芩连,是化阴以济阳;随术附是和阳以存阴”。

他还认为,仲景在鳖甲煎丸中用阿胶,是用它挽留(或防止)紫葳、牡丹、桃仁、虫通血之过当;在薯蓣丸中用阿胶,是用它带领(或疏导)四物汤等药以和血。经云:人卧则血归于肝。邹氏认为,血不归肝者有三种原因:一是肝血沽涩,二是血为火扰,三是有化血之物,停而不化,反致无血归肝者也,此则为阿胶之所主。

《别录》认为阿胶能“养肝气”。邹氏是这样解释的:肝藏血,血衰则肝家之气失所恋而耗散;血复则气得所养而充旺矣。

由于阿胶有益血之能,而血亦水属。邹氏认为“血是水之淳,水是血之漓。”他说:“血之病多在泄,泄则不流,化源反竭;水之病,多在停,停则不泽,反能生火。”如芎归胶艾汤所治之胞阻,鳖甲煎丸所治之疟母,温经汤所治之少腹瘀血,大黄甘遂汤所治之血室瘀血,皆是治血不流而化源竭者。其用阿胶者,正“取千里伏流不溃不决之济水,熬统护血肉之皮以成。皮者肺之合,火者心之合,水者肾之合。三合相聚,不正似血之化源乎?化源已续,斯瘀自行,瘀者行则决泄自止。”这一段讲得太好了,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化源已续,斯瘀自行”,为我们指出阿胶并非行血之品,它之所以能使“瘀自行”者,正在于它能浚血之源,使化源得续,所谓“导其源而畅其流”也。然而,他同时又特别强调,“阿胶之用,属阴不亏而不化血者,不治血之化源竭也。倘中焦无汁可化,则非其所能任。”所以,在现代的中药学讲义上,一般也都认为脾胃虚弱及消化不良者不宜用之,这是与邹氏所论相符合的。

邹氏还指出:“水停而生火,则猪苓汤、黄连阿胶汤、炙甘草汤、白头翁甘草阿胶汤、温经汤,皆其治也。”阿胶在这些方中皆起一个洁源导流,即导液的作用。

总之,阿胶是我国古代先民在医学上的一大贡献与发明,从其制作材料及方法上都体现了古人的聪明智慧。邹润安从其中悟出了它所包涵与对应的病机,即阿胶的主治功能与特性。在历代医家对阿胶的论述中,都没有邹润安讲得那么深透,那么精辟。难怪清代名医王孟英对邹润安的著作评价说:“邹氏之书,疏经旨以证病机,俾古圣心源昭然若揭,不但有裨后学,足以压倒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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