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
温尧嫉妒别人的腿,长的、短的、瘦弱的、结实的、走得快的、走得慢的。
每天夜半关上电视后,这些腿所做的每一件事就在他脑海中闪回:聚会、旅行、和女孩约会……甚至是让人生厌的上班。每一幕闪回都在入睡时分噬咬着他。
“为什么我不能?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不是我?”彻夜难眠的胡思乱想中,这个24岁的大学生嫉妒别人的人生——即使那些人生平凡、琐碎,那些人生也依旧有未来。
他自己的未来,无从想象。
九个月前,一支售价1.83元、仅有黄霉素眼药水瓶大小的黄色药水被医生通过脊柱注入他体内。
两周后,他的小腿肌肉迅速萎缩,腿骨的形状清晰可见;他的大腿和臀部,大部分肌肉消失了,如果不是整天坐在布质的轮椅座上,臀部突出的骨头,会磨破皮肤;他的脚趾头一点都不听使唤,两只脚掌向下垂,几乎和小腿成一直线;温度过高的理疗仪烫伤了他的腿,眼看着皮肤慢慢变成深红色,他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
最重要的是,他无法直立行走。
这支廉价的小药水名叫甲氨蝶呤,由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华联制药厂(简称上海华联药厂)生产,专用于治疗白血病、各类癌症。在血液科医生眼中,这种药物在人类与癌症60年的抗争史中功不可没。
温尧身上的异象,源自甲氨蝶呤在生产过程中受到的污染。截至2007年10月,全国有193名癌症患者受到了相同或相似的药物损害。他们中有大学生、军人、官员、医生,有3岁的儿童,也有年近八旬的老人。
2008年4月,部分受害者在和上海华联药厂多次谈判后,因无法接受对方的赔偿方案,决定起诉。
异象
轮椅、家、医院、病床,温尧的世界如今静止于这几个空间。2007年7月,他的不幸从上海长海医院启程。
2007年7月7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药监局)宣布,暂停销售使用上海华联药厂生产的两批注射用甲氨蝶呤。他们接到药品不良反应中心报告称,广西和上海有3家医院的部分白血病患儿,使用了这两批药物后均出现下肢疼痛、乏力、进而行走困难等症状。
在温尧的父亲看到这条新闻的前一天,长海医院刚给温尧注射完甲氨蝶呤。三天后,他即将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若手术成功,他可以摆脱几个月一次的化疗,过上完全正常的生活。
第二天上午的电视新闻,播报了药监局的公告。“这事不会轮到你头上。”父亲特意安慰了儿子一句。下午,医生找到了他母亲。
当这批甲氨蝶呤对温尧造成的损害一一显露时,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里5岁的张庆东,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里9岁的陈帆、3岁的于静仪、14岁的丁佳斌,北京解放军307医院里26岁的苗浴光、19岁的周雪,北京道培医院里33岁的吴志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里23岁的刘亚明、56岁的王美英……也先后出现了类似症状,广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出现了大批受害者。
部分医院请来了业内一流的神经科专家,给病人做了核磁共振和肌电图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部分病人的腿部肌力只有0至1级(正常人的肌力为5级),“这个结果意味着他们几近瘫痪。”一位医生说。
“下肢疼痛、行走困难”,官方媒体公布的信息让温尧愤愤不平。“行走困难”和肌肉萎缩、无法站立、行走、大小便失禁之间,差之千里。躺在病床上,他用手机写下“甲氨蝶呤受害真相”的文章,试图通过网络发布,以更正新闻里过于轻描淡写的表述。
在药监局、卫生部查明真相前,生产甲氨蝶呤已有30多年历史的上海华联药厂始终以“药品不良反应”指称发生的一切。上药集团的网站上,众多参与甲氨蝶呤产品研发的专家表示,甲氨蝶呤本身的毒性高于诸多常用抗癌药,曾因成本和毒副作用等原因一度停产,希望“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个产品”。
甲氨蝶呤说明书上列出来的毒副作用包括:呕吐、肝功能损害、头晕等。但温尧身上出现的症状,显然远远超出了上述反应。
延续中的药害
2007年8月。温尧的病情尚未查明,沪上血液科最为出名的瑞金医院内,一批病人因为注射了上海华联药厂的另一种抗癌药物——阿糖胞苷,也出现了相同的异象。
20岁的叶雯,M3型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可治愈)患者。和温尧一样,叶雯的大学学业因生病而暂停,但在接受治疗后,她已返回南昌大学上完了一整年的课。主修临床医学的她,在熬过绝症威胁后,对成为一名医生有着额外强烈的渴望。
7月末,她回到瑞金医院接受例行检查,并注射了一支阿糖胞苷。
上楼梯抬腿艰难、走路会突然摔跤,随后几天,这些症状逐渐出现。8月初,当她最后一次给自己洗澡时,膝盖突然无力,整个人摔倒在地。她试图爬出浴室,却丝毫无法移动。等她被母亲发现时,她已经被困整整三个小时。这个夏天的黄昏,他们一家被突然显现的噩兆,吓得抱头痛哭。
2007年9月14日,卫生部、药监局联合专家组经过两个月的调查,才找到这些异象的部分原因:上海华联药厂生产的部分批次的甲氨蝶呤和阿糖胞苷中,不知何故混入了微量的硫酸长春新碱——一种仅能通过静脉注射的抗癌药物。当这两种被污染的药物通过脊柱进入病人体内后,会导致病人的脊髓神经根发生病变。在调查期间,华联药厂有关负责人还有组织地隐瞒了违规生产的事实。
上海华联药厂的相关车间随即被停产,上海市公安局至今仍在调查硫酸长春新碱混入药物的原因。
在过去的几年里,类似的药品安全事件已经发生了多起。如卫生部副部长邵明立所言,“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正处于风险的高发期。”多位医药专家也曾明确撰述,药品问题层出,源于药品行业监管的混乱。但和早前发生的齐齐哈尔假药事件、安徽“欣弗”事件一样,事隔几个月后,甲氨蝶呤污染事件的受害者,也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淡退。
对众多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来说,要想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也几乎没有途径。从去年夏天到冬天,病人家属们走访了卫生部、药监局、各地政府信访办,国家信访局,希望了解这起药物污染事件更详细的情况:什么样的救治方案能改善病人的损伤,药物损伤能否被彻底治愈,受害者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赔偿,谁必须为此承担过错……没有人能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他们希望获得社会关注的努力,同样是徒劳的。一位病人家属给电视台各栏目组打电话述说病情,电话那头都很客气,却没有任何回音;她公布在bbs上的帖子,也被删得一干二净。
温尧的努力,失败得更干脆。他花了一个晚上写下的那篇述说受害者遭遇的文章,还没贴上网站就被阻拦了。“审查无法通过。”手机屏幕上一次次闪烁着这样的字眼,让这个自诩精通一切电脑问题的男孩第一次发现,即使在虚拟世界里,仍有些边界不可逾越。
当然,在有些事上,温尧对自己的发言权毫不让步。
比如拒绝接受针灸治疗。
药物污染问题被公布后,长海医院和上海其他几家医院一样,为病人们制定了针灸、按摩、中药等治疗方案。温尧在接受了一个月的针灸后,拒绝继续。
他的母亲,一位瘦削的中年妇女,清楚地知道儿子拒绝接受治疗的原因。针灸治疗得去门诊部,距离病房有几分钟的路程,温尧受到药物损伤后,大小便失禁,坐在轮椅上出行时,稍遇颠簸,尿液就会流出弄脏裤子。至少有一次,当他躺在门诊部的病床上、腿上扎满金针时,粪便突然大量涌出,让母亲和医生们忙乱了好一阵子。
受伤前,从2004年末罹患淋巴瘤的他,尚能在接受化疗的间隙,和朋友们聚餐、唱歌、打篮球,假装自己不是癌症患者。现在,他再也伪装不了了。他竭力维持的尊严,也荡然无存。
他长久地保持沉默,不和病友聊天,也不理会母亲。一个清晨,母亲希望他能继续接受治疗,他以吼叫回应这个请求,然后突然号啕了起来,响亮的哭声引来了一屋子的护士。
沉默和怒火的交替爆发,在母亲眼里,已是温尧的常态,从前那个开朗的、能说能闹的孩子不见了。
比温尧小了整整十岁的小丁,同样试图以伪装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甲氨蝶呤的损伤在他身上出现后,他无法行走、下肢无知觉的病状至今没有明显改善。但小丁没和任何同学提起自己的病情,当同学通过网络问候他时,他总说一切都好。
但一切并非都好。2007年10月他被父亲接回家住后,每两周要去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看白血病门诊,住在上海西南郊区的他,每次出行,得在公交车上花5至6个小时。父亲先用轮椅把他推到公交车站,然后再背着他上车。
一次,一辆公交车拒绝让他们上车,售票员的理由是:“这个孩子不正常。”
如果不是小丁在轮椅上哭了出来,父亲几乎要冲上去挥上几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