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药被污染致残上百人调查：受害者维权遇阻

        维权

　　2007年10月，药害发生3个月。

　　上海华联药厂委托的律师们，前往各家医院，和受害者们商谈赔偿事宜。

　　药厂愿支付的赔偿金最高不超过70万，费用中包括已产生的医疗费、后续康复费用、残疾赔偿金等因药害产生的全部损失。部分受害者在等待赔偿时中途病亡，律师给出的赔偿金即时减半。

　　“这个数额低于不少受害者认为应得的赔偿。”部分受害者委托的律师、曾有多年从医经历的陈北元表示。

　　谈判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冲突。多位曾住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受害者说，药厂委托的律师第一次到医院，给受害者或家属召开会议时，曾公开表示：“赔偿金就这些，你们愿意来谈，就自己来找我，我是不会再来找你们的。”

　　“这样的赔偿方案，这样傲慢的态度，无法让我们感觉到上海华联药厂——造成这些巨大损伤的责任方，有丝毫内疚之心。”一位至今仍住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受害者说，他拒绝和这样的律师协商。

　　药厂律师提供的《和解协议书》，也让部分受害者不满。协议书上写有“保密义务、禁止反悔”条款，要求受害者在接受赔偿后，不再追求上海华联药厂的任何责任，并且不能向他人透露协议书里的任何内容，若违约，需承担违约责任。一位在司法系统工作的受害者家属，当着律师的面撕毁了协议书。

　　诉讼是受害者们最后的选择。但这同样无法避免因患者中途死亡，赔偿金数额大幅下降的风险。陈北元曾代理齐齐哈尔假药事件受害者索赔案，案件的一审从去2007年3月开始，至今还未有结果，唯一的幸存者任贞朝在一审中途死亡，索赔金额由600万立刻下降至119万。

　　在谈判开始前，北京的受害者家属老周，联系上了北京40多名受害者，随后又通过朋友在上海找到了50多名病友。“我希望受害者们能联合起来索赔。”老周说。但当药厂律师出现在医院后，每个人的选择多少有些不同。

　　温尧最好的朋友，29岁的白血病患者小陈，第一时间接受了赔偿。“他病情不稳定，怕父母拿到的赔偿金太少。”温尧说。

　　温尧的父亲一开始也拒绝这样的赔偿，“儿子也许需要终身护理。”他说。

　　但温尧愿意。他只想迅速避开这个世界，回到家，躲起来。

　　他的意愿得到了满足，圣诞节前几天，父子俩在那份写有“保密义务、禁止反悔”条款的《和解协议书》上签了字。

　　孤独者

　　除了小陈，温尧没有联系任何病友。

　　离开医院后，他们偶尔会通过手机短信聊聊近况、报个平安。2008年春节前，回老家接受中药治疗的小陈发来了最后一个短信。他在短信中说自己“浑身疼，疼痛从骨头里蔓延出来”，认为这是中药治疗的正常反应。此后，他的手机终日关机。

　　网络，是温尧和外界进行沟通的最后一个通道。整个白天他都泡在网上，听朋友和同学聊聊工作、女友、聚会。他们大多刚从大学毕业，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太阳落山前，这一切帮助他保持大脑的麻痹状态，温尧说：“只要电脑保持在线，我就可以心情平静。”

　　在受害者人数仅次于上海的北京，道培医院里，吴志军和温尧的反应恰恰相反，他拒绝接受药厂的赔偿，并称：“腿治不好，决不出院。”

　　2008年4月，在病友小浦去世后，他成为这家以移植出名的私立医院里，最后一个住院的受害者。

　　整整一年前，吴志军顺利度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的并发症，出院回家。排异反应在他的皮肤上留下紫黑色的痕迹，白血病让他失去了自己多年的生意，但手术成功，意味着他至少保住了命。

　　他的新生止于甲氨蝶呤。

　　从2007年夏天再次入院后，曾经围绕在他身边的朋友再未露面。“他们可能是觉得我再也好不了了。”这位曾经的吴总说。他现在整日躺在床上，插着导尿管，依靠年过6旬的父亲24小时照料。

　　他甚至认为，医生已经忘了他的存在。他说：“如果我没有发烧什么的，医生一般是不来我病房的。”

　　院方多次向他表示，这起药害事故和医院无关，医院也是受害者。而和医生的争论最后总会触怒他。“难道我在商场里摔跤了，还得找地板生产商索赔？”父亲很容易受到迁怒，他冲着父亲大吼大叫，就因为觉得饭菜不适口。“他们都在欺负我，连我爸都欺负我。”他说。

　　更多的时候，他是平静的，床前的电视机在他清醒的大部分时间都打开着，古装剧、军队文艺联欢晚会，无论放的是什么，他都能看下去。

　　奇迹没有降临

　　2008年3月，北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叶雯用胳膊撑着床，把屁股转过去一点，坐稳，再腾出手来把腿搬过去，一条接着一条，然后继续撑着床，重复之前的动作。她只是想在病床上换个方向，面对位于六张病床中间的电视机。

　　在众多成年受害者中，叶雯的康复情况稍好一些。腿出现异样的第三天，这个学习临床医学的女孩，通过网络搜寻，判断问题出在神经方面。父母立刻带着她从江西老家直赴上海，前往神经科最为出名的华山医院求治。

　　“医生查不出原因，只知道是脊髓神经根出了问题。”叶雯说。医生使用大量激素类药物，刺激她的神经成长。短短两个月内，她的上半身变成一个貌似营养过剩的胖姑娘，下半身，照例是两条纤细到怪异的腿。牵着母亲的手，她能够依靠腰部肌肉的牵扯，走上几步，每一步，都走得缓慢而机械。

　　年初，母亲带她到北京接受完整的康复治疗。理疗、按摩、锻炼小腿肌肉、大腿肌肉，每周六天，叶雯的康复课程从早排到晚。在这家医院，叶雯每个月的开销是2.5万元。这个数字远超出了她父母的经济承受能力。作为大学生，叶雯通过医疗保险获得的医疗费不过几万元。

　　大多数受害者，并没有得到像叶雯这样的康复机会。温尧和吴志军，每天只是在家人的帮助下按摩一会腿，然后支撑着架子尝试着保持站立姿式；张庆东的妈妈，每天把孩子抱在儿童自行车上，摇动脚踏板，让儿子萎缩的腿部保持肌肉运动；陈帆的母亲，给孩子买了双高帮运动鞋，把他萎缩变形的脚塞进去，以代替几千元一副的矫正假肢；苗浴光、刘亚明因原有的病情不稳定，必须继续接受化疗，康复需要的大量运动，会影响他们的疾病治疗。

　　即使有机会接受康复治疗，结果仍是个未知数。叶雯刚进康复研究中心时，主治医生说，虽然没见过像她这样神经受到药物严重损伤的病人，但比起那些因车祸导致神经断裂的病人，她的情况不算最差，也许3至5年可以完全康复。

　　叶雯对自己也有信心，因为她知道有些受害者身上确实出现了奇迹。2008年初，于静仪的腿部突然长出了肌肉，3月时，4岁的她已能够站立，坐在床上还能摆动两条腿；和周雪住同层病房的张海朋，23岁，在经历了大小便失禁、彻底无法行走后，目前已能扶着墙走上几步。

　　不过，在经过近3个月的康复训练后，奇迹仍未降临在叶雯身上，而她的主治医生，也收回了乐观的态度。

　　牵着母亲的手，叶雯能够依靠要不肌肉的牵扯，走上几步，每一步都走得缓慢而机械。

　　死亡

　　2008年4月1日晚，小陈去世。

　　这天到处都有人悼念5年前自杀身亡的港星张国荣，没有人知道温尧最好的朋友死于白血病，去世前，他整日被来自身体内部的剧痛折磨。

　　早几个月，中日友好医院里，这场药害事件的另一位受害者，年近七十的李治中也去世了。他的女儿和上海华联药厂无法达成赔偿协议，这位老先生至今躺在恒温4摄氏度的7号冰柜，未被安葬。身患淋巴瘤的他，上半身因激素治疗异常肿胀，双腿细如竹竿。

　　李治中的女儿时时会想到，父亲临死前，挣扎着要站起来的模样。

　　温尧却说，“我从不思考死亡。”

温尧、吴志军、刘亚明、王美英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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