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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
每到气温骤然变化的时节,各地大医院输液室里,忙着配药打针的护士,人头攒动等着输液的患者,蔚为壮观的“吊瓶森林”……成为常见的一景。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之鑫2010年12月2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的联组会议上说,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这种过度用药危害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湖北省药品器械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李元启警示:“过度医疗贻害无穷,必须站在民族健康的高度看待过度医疗,并采取得力措施遏制。”
“过度医疗”司空见惯
“千万别小看了‘吊瓶输液’的风险。”李元启说:“近年来湖北报告的不良反应中因静脉点滴所致的占七成以上,其中由抗生素引起的占五成以上。”
不分病情轻重,动辄输液是最常见的过度医疗。李元启说,很多人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根本不必输液。不少患者认为注射要比口服药物见效快,一有感冒发烧就主动要求输液。不必要的注射不仅“欲速不达”,反而会加重肝脏、肾脏负担,甚至导致安全风险。
在我国,患者到医院看病,十有八九医生会开抗生素。武汉同济医院的一位专家曾说,我国超过一半的抗生素的使用没有意义。在美国没有处方很难买到抗生素。
放支架撑开狭窄的血管,是最近十年在国内开展的一项治疗脑中风新技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患者被建议放支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生给脑中风患者放一根支架,有的可提成上千元。武汉同济医院神经科教授朱遂强等专家估计,接受“过度医疗”的脑中风患者在30%以上,一些高龄老人放入支架后血流加快,反而易导致出血死亡。
过度医疗在临床中十分常见:不必要剖宫产也被滥用,剖宫产率在一些医疗机构中达70%以上;在前列腺炎、乙肝、肿瘤等常见疑难疾病诊疗过程中,各种没必要的细化检查、未得公认的各种联合治疗、可用可不用的药物大量采用……患者付出大量金钱,得到的却是长久的身体伤害。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由于医疗技术力量薄弱、“以药养医”等原因,一些机构过度用药的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抗生素、激素、维生素输液滥用的情况比较严重,病人来了,往往就开这“三菜一汤”。
过度医疗成因复杂
过度医疗是超过疾病实际需求的诊断和治疗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护理等,它不能为患者提高诊治价值,徒增资源耗费。过度医疗的盛行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原因。
由于医务人员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部分医务人员见利忘义,是大处方、大检查越来越多,过度医疗盛行的最根本原因。其实,很多疾病在某些阶段是可以与人“和平共处”的,但一些医疗机构和医生受利益驱动会诱导患者治疗。“几块钱就治好了你的病,医生怎么来赚钱?”一位网友说。
医患纠纷“举证倒置”,医生实行“防御性医疗”也是过度医疗的重要原因。为减少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医生要求患者全面检查,以记录医疗过程。武汉一家部属大医院从事妇科临床四十多年的老专家说,很多常见病她凭经验就能诊断,但这样医院减少了收入,影响科室效益,而患者也认为没做检查凭啥说我得病,于是只好例行公事“开单”。
就医理念的偏差也是重要原因。普通患者不理解某些疾病目前无法根治,不知道某些检查本身也有害,有些人为求根治往往进行“不必要”的手术。在国外,孩子感冒发烧一般只给孩子补充水分,但国内很多家长孩子一有风吹草动就打针吃药。
盲目尽“孝道”也助长过度医疗。亲人得了不治之症,许多家庭仍会不惜举债治疗。有的晚期癌症患者癌细胞已多处扩散,手术对患者有害无益;有的患者反复化疗造成身体虚弱,再化疗只会增加痛苦,加速死亡。但许多人认为这是“尽孝”。
而目前对医方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使医方缺乏必要制约。在我国,第三方制约机制不健全,医疗保险制度中缺乏对就医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政府和社会缺乏对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合理性的监管、审查机制,这种对医疗服务提供者和需求者的制约机制不完善,导致了“供方诱导需求,需方过度利用”医疗服务。
根治过度医疗任重道远
过度医疗不仅加重病人经济负担,损害患者健康,还严重影响医患关系。过度医疗使病人承受不必要的痛苦,花费大量金钱,已成为影响就医和谐的重要因素。唯有多策并举,标本兼治,才能让现代医学造福广大患者。
专家建议,首先,国家要加大卫生事业投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彻底改变医务人员收入与医疗收入挂钩的做法,引导医务人员靠高超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取得较高报酬,获得社会认可。
其次,制定规范的诊断和治疗流程,建立医疗服务质量控制、评估的指标和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合理性监管和审查机制,医保部门要尽快建立完善对医疗服务提供者和需求者的制约机制。
据了解,在欧美一些国家,医生治病要经过保险公司的批准。该实施怎样的治疗,包括手术药物的费用,都得经保险公司审批,而只要经过保险公司批准的费用就不会转嫁到个人头上。
同时,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加强行业自律,加强健康知识教育。要引导医生加强自律,自觉抵制拜金主义,并建立相应奖惩制度。还要增强公众用药安全意识,引导公众科学就医,形成良好用药、就医习惯,自觉抵制过度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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