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后抗疫时代中医药发展的战略思路

01  第一战略思路：重树文化自信

百余年来，中医药被西方现代科技文明冲击得失去了最基本的文化自信。中医药发展中存在的危机，实际上就是中医药文化的危机。因此，发展中医药首先就必须找回和坚定中医药文化的自信，只有增强了中医药文化自信，才可能真正振兴中医药事业。

中医药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医药文化核心思想观念、生命价值观、健康理念的高度认同，对中医药认知思维模式创造的科学知识体系的高度认可、对临床诊疗技术的高度信任和对中医药临床疗效的高度信心。中医药文化自信并不是建立在华丽辞藻的赞美宣扬上，而是以确切可信的疗效为首要依据和关键的学术基础。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如果失去了最基本的疗效的支撑，无论它的历史有多悠久、它的技术有多先进，都会失去作为医学的存在价值，也不可能真正树立起文化的自信、自尊和自觉。

中医药文化自信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历史自信：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从远古的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岐黄论医道，走到今天，经历了数千年的艰难探索和发展，历代医家卓越智慧的奉献，逐渐创立出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独特的医学知识体系和精湛的诊疗技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观念自信：中医药文化最核心的思想观念是“天人合一”整体观，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它既强调人与大自然的同一性、相应性、互动性，更要求人对大自然必须要有敬畏之心。“天人合一”整体观、治未病等医学观念和医学思想，历久弥新，对人类在地球上的可持续性发展，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性作用。

理论自信：中医药虽未形成现代科学那种学术理论形态，但从实践中逐步形成了阴阳学说、脏腑学术、经络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一套能够指导临床实践的、较为完整的系统理论。在认识人体健康和疾病可以起到以简御繁的作用。

方法自信：中医药的象思维、直觉、顿悟等思维方法和望闻问切、汤药、针灸等诊疗技术，是一套可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医学方法。在诊疗中常常起到以不变应万变的作用。

疗效自信：中医药历经上千年的临床实践，对多种常见病、疑难病、危重病和病毒性疾病都有稳定的确切的疗效，特别是2020年中医药抗疫取得令人瞩目的疗效，完全可以让患者放心地接受其治疗。

02  第二战略思路：重塑医学形象

人们一谈到中医，首先就会想到扁鹊、华佗、李时珍等古代的名医，显得古老遥远；也会想到《黄帝内经》《伤寒论》，就像老古董一样，这与百年来中医药缺乏突破性的学术创新有关；还会想到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经络穴位，给人神秘玄奥的感觉，这与中医药尚未实现现代语言表达和与现代科技成果真正接轨有关。这些年来，中医药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慢郎中的印象，似乎只能治疗一些慢性病，或者是一些西医治不了就推给中医的绝症，最后费力不讨好，还影响自身的形象。前些年，一些中医专家和中医主管部门按西医病名推介的中医优势病种中，主要集中在功能失调性病变、原因不明或病因病理复杂的病变、心因性疾病、病毒感染性病变，似乎不能治疗危急重症。

2020年中医药参与抗疫取得胜利，虽然一改过去的老古董、慢郎中形象，让国家和民众重新认识到中医药是可以担当重大疫情防治重任的，也是可以打硬仗的。由此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医药的学术形象。但是，毕竟中医药的天人合一理念、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学说以及气血津液、病因病机、治则、方药等核心理论和重要技术都产生年代久远，应当借中医药抗疫受到国家高度肯定和社会广泛关注的大好机会，努力探索中医药与复杂性科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文明成果的对接。

在不远的未来，“人工智能中医”可望在中医思维模拟、中医诊疗信息采集与处理、名老中医临床经验的总结和传承等方面有所突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中医”在实现中医医疗服务的全程数字化的同时，必将推动中医临床象信息采集、检测和辨证施治等中医医疗设备的发明创造和“中医数字检查室”的创立，使中医药的整体观、象思维和辨证施治进入到精确化、标准化和现代化的新时代。

03  第三战略思路：重估临床疗效

2003年1月3日《中国中医药报》发表笔者撰写的《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系列评论之一—有疗效就是硬道理》，在中医药界首次提出了“有疗效就是硬道理”。中医药作为一门医学，能够在为患者诊疗中取得疗效，从而为患者减轻和消除痛苦，挽救生命，这是其存在的基本理由和价值所在。然而，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有疗效，特别是在现代科技文明、大数据信息时代和法制化的现代社会生成和发展，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有疗效，还必须提供能够证明有效性的真实的科学数据，以争取获得学术领域的公认和学术地位。

现代大数据信息时代，要获得学术领域的公认和学术地位，还必须提供能够证明有效性的真实的科学数据。中医对疾病的认知角度和治病方法，并非以西医病名诊断为准。如果在现代医疗体系中评价中医药的疗效，即使按中医的辨证施治进行的诊疗，仍然要接受学术界公认的西医临床诊断治愈标准进行的评价，也就避免不了要受到量化、数据和标准等要素的评判，而这恰恰又是中医既往发展史上不曾有过的。

2020年中医药抗击新冠引发的疫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虽然目前尚无有影响的临床研究论文发表，但中医药仍收获了好评如潮的口碑。即使如此，西医专家要么不评价，要么表示缺乏有说服力的临床对照组的数据来证明中医药有效。这种尴尬状况，再次提示中医药不仅对其疗效要有自信，而且在重视临床疗效取得的基础上，更要重视采取客观化、规范化、数据化的临床研究方式，同时还要及时发表临床研究成果。要针对西医病名诊断的中医治疗和中医证型的辨证施治，建立一套具有量化性的、数据化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权威的“中医药临床评价标准”，这是中医医疗服务进入世界主流医学体系必不可少的学术基础。

04  第四战略思路：重构话语平台

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的灵魂和核心。中医药话语权是中医药在信息时代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权益，缺乏和丧失话语权的事业，不可能是一个有活力、有影响和有希望的事业，甚至连参与疾病诊治的机会都没有。由于中医药产生于中国古代，中医药学术的阐述方式和话语语境，特别是一些模糊的概念和动态的语境，都是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在大数据化的现代信息社会，如果表达模糊、需要受众慢慢理解才能弄懂的信息，不仅不利于现代传播，而且很容易就会丧失话语权。由于古今时代的变迁和中外文化的差异，中医药文化并没有被很多现代中国人和世界上多数国家所接受，没有被接受也就不可能拥有必要的法律保障，更不可能享受政策倾斜，这就意味着没有话语权。

在2003年非典疫情时，有关部门最早公布的《非典型肺炎的防治技术方案》中突出的仍然是西医，全文中仅提了一句：“可选用中药辅助治疗。”即使在国家将中医药列入国家战略、反复强调要“中西医并重”的今天，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有关部门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二版）》中，涉及中医药治疗的内容，仍然仅有8个字：“根据症候辨证施治”。由此可见，在面对疾病防治工作时，中医药并没有获得与西医并重的同等地位，仍然处于从属地位，甚至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为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感慨：希望疫情过了之后，大家不要忘了中医。在2020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张伯礼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应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增加中医药内容，在其“专家咨询委员会”的组成中增加中医药专家。

中医药话语体系建设必须依赖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的有效运行。中医药只有创建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传播体系并实现有效传播，才可能真正拥有强势的话语权，让政府决策者更加支持中医药发展和给予中医药更多的诊疗机会，让患者在就医选择时更加信任和更加主动地选择中医药。中医药必须充分利用现代数字网络媒体，创办面向世界的中医药传播平台，为各国民众传播中医药科学文化知识和提供中医药信息，同时也实现自我发展壮大的目的。为此，必须根据中医药传播的需要，利用最新信息和网络技术，创办“全球中医药多语种多媒体传播平台”，以加强中医药话语体系建设。

05  第五战略思路：重建生存环境

任何事业和组织的发展，除了要有支持力度大的政策法律法规予以保障以外，还必须要有相应的政府部门、组织机构进行管理和执行。要更好地发展中医药，就必须为中医药创造有利于中医药生存所必需的政策法律法规和组织保障等软环境。

从政策法规环境来看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1991年，第七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将“中西医并重”确定为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主要内容。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都特别强调要“坚持中西医并重”。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实施《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7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颁布了以上一系列中医药法律法规，为中医药在我国合法化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但一些具体的必备的医疗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尚有诸多缺失，难以保障中医独立行医。例如，至今没有中医医疗纠纷和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出台，如果发生了此类问题而打官司，中医基本上难以胜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四十一条支持“重大传染病的中医药防治”项目的科学研究，在第十八条中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挥中医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中的作用”，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强调要“建立有效机制，更好发挥中医药在流感等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作用。”然而，在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仅笼统地提到要“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救治能力。”此所谓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包括了中医和西医，但由于没有明确地提到中医，加之我国各级疾控中心均以西医为主，基本上没有中医人员。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很容易就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或直接被忽略。很显然这样根本就不可能全面落实我国在医药卫生领域制定的“中西医并重”大政方针。

2020年5月22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下发《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强调要调整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坚持中西医并重，探索建立中西医结合的应急工作机制，改善中医药疫情防控救治基础条件，提升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能力，健全完善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研支撑平台。对此，国家要尽快建立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机制，完善中医药防治重大传染病的体制，将中医药真正融入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来，在传染病防控体系中充分体现中西医并重。

从政府部门组织机构来看

1986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通知。虽然成立中医药管理机构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从其机构的从属设置以及被赋予的职能，不难发现其仅仅为相对独立的部门。由于长期由以西医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家卫生部门代管，医政、科技、教育等业务的管理工作都受制于按西医特点设置的管理体制，而不能完全按照中医药的发展规律和中医医疗特色进行更加独立的管理和运行，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影响了中医医疗，而且还会间接影响中医药院校人才培养的方向。2016年建立的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协调政府各部门之间各种资源对中医药发展的支持和倾斜，但这毕竟不是一个政府部门，未必能摆脱上级代管部门并不符合中医药实际的管理。可见，现行的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中医与西医的组织架构，是很难真正体现“中西医并重”的。中医药管理架构和组织在很多方面亟待彻底地调整和改进。

中医药在长期诊疗外感疫病的大量临床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医学理论和诊疗技术。正是因为有了中医药，才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可谓“天佑中华有中医”。这次中医药参与抗疫，再次展示了中医药不仅能治一般的常见病、疑难病，而且也能在解决严重危及民众健康和社会稳定的疫情大流行中发挥独特的诊疗优势。但从中医药医疗、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方面尚未系统地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通过这次抗疫实战经历，提示我们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中医药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参与机制，以及中医与西医合作抗疫的救治机制。创办常态化的中医药抗疫专业机构。6月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马晓伟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会议强调，把中医药第一时间参与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制度化，统筹布局一批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基地建设。

06  建议

政策法规方面：尽快出台《中医医疗纠纷处理办法》和《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在适当时候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时，明确地要求“发挥中医药在流感等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作用。”

专门机构方面：在我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增加中医药专业机构和配备中医药专业人员。在中医药院校开设“中医药抗疫学”课程。中医药院校和中医药研究机构设立“中医药抗疫专业研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