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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浙江省某市肿瘤医院医生陈明红今年2月份又只拿到了1000元的绩效奖金。最近半年来,因他所在的呼吸内科医保经费超标,全科的人都被扣钱,奖金只能按保底金额发放。 |
“超级医保局”与“三医联动”
在总额预付制下,医院依然按照物价部门确定的医药价格,按项目计算医院发生的医保费用,并以此为依据计算医保实际支付额。因此,朱恒鹏指出,所谓“总额预付制”,事实上还是总额控制下的按项目付费制。
为改变这种“简单粗暴”的医保经费管理状态,决策部门并非没有做努力。按人头付费、按单病种分值付费、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RGs)等,多种新型的医保支付方式都在全国纷纷试点开来。
广东省是全国率先在医院推行“按单病种分值付费”的省份之一,方敏所在的医院就开展了这种付费方式的试点。所谓按单病种分值付费,简单地说,就是付费定额标准按全市所有医院的前三年实际均次医疗费用,同时参考专家意见等其他因素确定。它的特点是,根据各病种的不同治疗费用之间的比例关系来确定分值。
方敏说,现在医生看病时,电脑系统里就会随时提示,选择哪种诊断,会花多少医保额度,一旦有超额可能,就及时提醒。这看似很美好,但其实依然有操作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可以尽量往分值高的诊断上靠。诊断上有一点点差别,医保费用可能就会相差两三千块钱。”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是山东省第一家试点按单病种分值付费的医院。该院医保办主任林泉表示,“这个制度实行以后,医保经费是肯定不会穿底了,但医院还是会超支,超出的部分都由医院来承担,试点两年以来,我们就亏了4000万元。”对此现象,廖新波形象地将其称之为“三甲医院成了政府的抽水机”。
林泉解释说,现在的单病种分值付费制不考虑患者的年龄、并发症等其他情况。比如,化脓性阑尾炎与普通阑尾炎的治疗费用就相差巨大,但它们都按一个病种算。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接诊患小病、轻症的病人,医院才赚钱。对于一个地方的三甲医院来说,往往接诊的都是危急重症,这样的诊疗做得越多,亏得就越多,而二级医院则赚得盘满钵满。他表示,虽然医院的总账本仍有结余,但因为要拿赚来的钱去填补医保亏空,无形中不利于医院的发展、新医疗技术的应用与医生待遇的提高。
大三甲医院的这些抱怨,在朱恒鹏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表示,按病种分值付费是在总额控制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其核心还是控费。“医保改革不利于大型公立医院就对了!”他认为,现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太多、太大,并处于行政垄断地位,医保经办中心既不能真正取消它们的医保定点资格,也管不了公立医院。医保经费的浪费主要都在公立医院,公立医院不改革,医保也没法管。
朱恒鹏的看法得到了廖新波的佐证。廖新波表示,在美国,人口增加的同时,大医院数量不增反降,床位超过500以上的医院从1975年的291家降到了现在的273家。而中国却仍在新建更多更大的三甲医院,很多三甲医院还在疯狂地增加床位数。全国三级医院的数量从2010年的1284家已经快速增长到2015年的2123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这些大型三甲医院的发展红利期将会结束,进入到一个竞争激烈的时期。
“过去,中国的医院是做得越多获得的政府投入就越多,是以利润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将来,随着医改进一步深化,医院将进入以成本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在以成本为中心的时候,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医保经费浪费的问题。”段涛表示。
按单病种分值付费制实际上是国际上通行的“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制”(DRGs)的简化版。包括林泉在内的很多医疗界人士都觉得,DRGs要比现行的分值付费更加精细和科学,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北京市也有多家医院已经开始了DRGs的试点。
不过,段涛指出,DRGs的实施前提是,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科学的临床诊疗路径,但是现在,全国很多地方的医院数据都是混乱的、不准确的,别说政府部门无法准确、及时地掌握所有医院的诊疗数据,就连院长也不一定能清楚自己医院的真实数据。
段涛刚当院长时就发现,院办、门诊办、医务科与财务科报上来的数据都是不一样的,统计时间不一样、统计口径不一样、统计标准也不一样。为此,他成立了一个数据小组,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把医院的各项数据整理清楚。
他解释说,政府掌握的医院数据主要从病史首页来获得。病史首页包括患者基本信息、住院过程信息、诊疗信息与费用信息。问题是,一份病史首页需要由至少三个人经手:临床医生、编码员、其他信息采集录入人员。要想保证病史首页完成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挑战非常大。“我们现在的病史首页数据,其完整性准确性连80%都不到。举个例子,对于子宫肌瘤的治疗,不同的医生会使用子宫肌瘤切除术、剜除术、剔除术、挖除术、剥除术等多种填法,实际上它们都是同一种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统计不是会漏掉就是会将其归为不同的疾病。”
段涛表示,现在大家都对新成立的“大医保局”有很多期待,但如果医保局不能全面、系统、准确、及时地掌握医院的诊疗数据并有效地运用起来,对于改变现状依然没有意义。
国家医保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支付方式的改革需要有历史数据与医院诊疗数据做支撑,要发挥医院与医保的数据分析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成立的国家医保局权力非常集中:合并了人保部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职责;原属于卫计委的新农合职责;民政部的医疗救助职责;发改委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药品和耗材的招标采购职责;还有权监管医保类医疗服务行为和收费;同时将其征收医保、生育保险费用的职责交给税务部门负责。
医疗新媒体《医学界》的创始人、总编辑陈奇锐因此将其称之为“超级医保局”。他尤其提到,新的医保局有权力决定药品和医疗价格,迫使有关方面从对医保的影响来更科学地制定价格政策。
成立大医保局后,林泉最期待的是药品耗材的定价机制改革。“现在药品的出厂价如果是10块钱,到了政府招标价就成了100元。其实,通过取消医院药品加成来降低的价格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从出厂价到招标价这中间的巨大差额,才是导致药品价格虚高的根本原因。如果医保局能够改革这一环节,使药品价格真正降下来,那么我们医院的医保控费压力也会自然轻很多。”
6月15日至16日,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一行赴福建省三明市,调研医疗保障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相关工作。胡静林的第一次公开调研活动引发了外界关注。
胡静林在调研时表示,要认真学习三明经验,充分发挥医保的改革牵头引擎作用,推动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加快建立统一高效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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