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对易水之学的继承与发展

　　李时珍在编著《本草纲目》的过程之中，搜罗百氏，其于医药学理论方面独重易水张元素、李东垣之学。本文就李时珍对易水之学的继承与发挥分4个方面予以讨论。

　　继承与发展元素医药学理论

　　易水学派之开山祖乃金元时期的张元素。李时珍认为张氏医药学观点深得《内经》奥旨。张氏继《灵枢经》、《中藏经》、《千金要方》之后，受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五脏辨证的影响，创立以脏腑为中心辨明寒热虚实的病机辨证学说。李时珍说：“欲疗病，先察病源，先候病机。”从《本草纲目·百病主治》看，每病皆以脏腑结合寒热虚实或风湿气血等进行辨证选药，可见他是十分赞同张元素的脏腑病机辨证理论的。

　　张元素对药学理论有相当成就，对此，李时珍极力推崇。张元素从药物气味厚薄中分辨阴阳，讲究药物升降浮沉之性，发明药物归经之说，强调制方引经报使，本《素问·至真要大论》诸气在泉之治法，随证制定新方，皆发前人所未发。在《本草纲目》的编著中，李时珍于序例部分，摘引了包括气味阴阳、升降浮沉、四时用药例、五运六淫用药式、六腑五脏用药气味补泻、五脏五味补泻、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引经报使等张元素的主要药物学理论及观点。李时珍说：“元素……深阐轩岐秘奥，参悟天人幽微，言古方新病不相能，自成家法。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立为主治秘诀心法要旨，谓之《珍珠囊》，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他认为张元素的药学理论是对《内经》药物气味阴阳理论的重大发展，于临床实用价值颇大，值得认真学习和研究。

　　同时，李时珍认真总结了元素、东垣等人运用药物的经验。如李东垣说用芩连等苦寒药时，常“以火酒二制为使，引苦甘寒药至巅顶，而复入于肾肝之下，此所谓升降浮沉之道”。李时珍进一步发挥说：“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而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巅顶……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明确指出药物能人为地改造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又如在药物归经方面，张氏认为黄连入手少阴经泻心火，黄芩入手太阴经泻肺火，知母入足少阴经泻肾火，白芍入足厥阴经泻肝火等等。李时珍说：“黄连入手少阴心经，为治火之主药，治本脏之火则生用之；治肝胆之实火则以猪胆汁浸炒，治肝胆之虚火则以醋浸炒；治上焦之火则以酒炒；治中焦之火则以姜汁炒；治下焦之火则以盐水或朴硝炒；治气分温热之火则以茱萸汤浸炒；治血分块中伏火则以干漆水炒；治食积之火则以黄土炒。诸法不独为之引导，盖辛热能制其苦寒，咸寒能制其燥性，在用者详酌之。”这是李时珍对张元素引经报使说的具体运用与发挥。药物虽各归其经，方力专效宏，但补泻在物亦在人，黄连随引经药的不同而起到泻诸脏腑之火的作用。这显然是李时珍在深入研究易水之学后于临床上的重要发明。

　　遣方用药注重胃中元气

　　李时珍于临床遣方用药特别注重胃气乃本张李之说。李东垣乃张元素高足，在张元素脏腑病机辨证的启示下，独创脾胃学说，而成为补土派之中坚。张元素曾指出，在制方时必须注意“使苦药不能伤胃”。李东垣进一步阐明脾胃为元气之本，认为“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指明“诸苦药皆沉，泻阳气之散浮”，凡“阳气不足，阴气有余之病”，必须慎用。李时珍对于张李注重胃气之说是深得其旨的。如他说：“黄连大苦大寒之药，用之降火燥湿，中病即当止，岂可久服，使肃杀之令常行，而伐生发冲和之气乎？”又说龙胆草能泻肝胆之邪热，“但大苦大寒，过服恐伤胃中生发之气，反助火邪，亦久服黄连，反从火化之义”。李时珍认为过服苦燥，损伤胃阴，故有反从火化之虞。同时，他又举例说：“牵牛治水气在脾，喘满肿胀，下焦郁遏，腰背肿胀，及大肠风秘气秘，卓有殊功，但病在血分，及脾胃虚弱而痞满者，则不可取快一时，及常服暗伤元气也。”白茅根“治黄疸水肿，乃良物也，世人因微而忽之。唯事苦寒之剂，致伤冲和之气”。黄柏于“阴虚火动之病须之，然必少壮气盛能食者用之相宜，若中气不足而邪火炽甚者，久服则有寒中之变”。此即谓过用苦寒，致伤冲和之气。因寒伤胃阳，故有寒中痞满之变。此论影响于后世亦颇深远。如吴鞠通减味乌梅丸法，即于仲景乌梅丸中减去黄柏等刚药，以顾阳明阳腑之阳，而有“过用苦寒，致伤胃阳。亦间有少用刚者”之论。李时珍是从胃阴与胃阳两个方面来考虑慎用苦寒之药。无疑这对易水之学是一大发展，其于临床有着极大指导意义。

　　运用李东垣理论阐释药理

　　李时珍说：“升麻引阳明清气上行，柴胡引少阳清气上行，此乃禀赋素弱，元气虚馁，及劳役饥饱生冷内伤，脾胃引经最要药也。”升麻、柴胡引阳明、少阳清气上行的说法显系易水张李的观点。由于时珍对易水之学相当娴熟，故常常采用他们的理论来阐释药理。如东垣在阐述元气的生化及功能时曾说：“饮食入胃，先行阳道，而阳气升浮也。浮者，阳气散满皮毛；升者，充实头顶，则九窍通利也。”说明胃中清阳之气上达充养头面五官，则九窍通利。李时珍在阐明辛夷主治“鼻渊、鼻鼽、鼻窒、鼻疮及痘后鼻疮”的药效原理时说：“鼻气通于天，天者，头也，肺也，肺开窍于鼻，而阳明胃脉环鼻而上行。脑为元神之府，而鼻为命门之窍，人之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为之倾，九窍为之不利。辛夷之辛温走气而入肺，其体轻浮，能助胃中清阳上行通于天，所以能温中，治头面目鼻九窍之病。轩岐之后，能达此理者，东垣李杲一人而已！”李时珍指明胃中清阳之气由足阳明之脉上行至面挟鼻，及由脾输肺，再上达于头这两条经络而输布充养头面五官之窍。辛夷辛温能助胃中清阳上通于天，即由肺至头，故能治头面目鼻九窍之病。解释透彻，不仅是赞同东垣之论，而且是大大发挥了东垣之论，可见李时珍运用脾胃理论已是达到左右逢源的境地。   

　　运用东垣升降理论指导临床

　　李东垣认为脾胃乃气机升降的枢纽，若脾胃损伤，则升降失常，“或下泄而久不能升，是有秋冬而无春夏，乃生长之用陷于殒杀之气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并强调在升降这对矛盾之中，脾胃元气上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故说：“阴精所奉，谓脾胃既和，谷气上升，春夏令行，故其人寿；阳精所降，谓脾胃不和，谷气下流，收藏令行，故其人夭。”

　　李时珍对这种理论是体会殊深的。故能灵活地用以指导临床。如谓“升麻葛根汤，乃发散阳明风寒药也。时珍用治阳气郁遏，及元气下陷诸病，时行赤眼，每有殊效。神而明之，方可执泥乎？”因为李东垣常用升麻、葛根等为升阳风药，故李时珍即用以治阳气郁遏及元气下陷诸病。若时行赤眼，李东垣常用升阳和血泻火等法，如芎辛汤、归葵汤等。时珍师其法而不泥其方，用升麻葛根汤治之，亦收升阳举陷、散风和血之效。真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