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润安论柴胡

“旋其中枢”用柴胡

非上焦不通而用柴胡，是由于中枢不旋而升降失常者。其证或见“阳脉涩，阴脉弦，腹中急痛”（即少阳兼里虚寒证，见《伤寒论》第100条）；或见“少阴病，四逆，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即四逆散证）。出现这些症状，也是由于阴阳升降之机失常所致。邹氏说：“‘咳’、‘悸’、‘小便不利’，不降也；‘腹中痛’、‘泄利下重’，不升也。病同一源，或为不升，或为不降，亦可见其中枢不旋矣。旋其中枢，舍柴胡其谁与归？”

再以治疟母及癥瘕的鳖甲煎丸为例，邹氏说：“夫鳖甲煎丸其意在攻坚，坚去而枢机不转，则病邪与气血相溷，必复结于他所为患。因此在本方中不仅用柴胡，且量稍重（六分），得君药（鳖甲十二分）十分之五。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它在薯蓣丸（其意在补虚）中的比例（即六分之一）。故邹氏说“欲攻坚者，转枢机为要”，这就为我们治疗癥瘕一类疾患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柴胡非治劳之药

关于用柴胡治劳，医家历来有争论。对此持批评和反对态度的如寇宗奭，他说“苟无实热，必不得用”。而李时珍又非议寇氏之论。邹润安则引仲景所谓“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之说，认为“脉大，阴虚也；极虚，阳虚也。劳有两途，阴虚、阳虚尽之矣，而可用柴胡耶？”然而，他又自已提出疑问：为何治“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之薯蓣丸用了柴胡？对此，他认为寇、李二人所言“多为似劳非劳者误耳”，并不符合古人之旨，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证，而是属于《金匮要略》说的“五脏虚热”。他引用徐忠可的话说：“曰虚热，以别于实邪也，谓五脏之间为虚邪所袭，因致血气滞而不畅，则表里之间虚邪作热，惟虚邪四时皆有之……柴胡为半表半里和解之品，且能畅发少阳生生之气，四时咸用焉。后人逍遥散等方，此其嚆矢也。而谓之劳，则亦失其实矣。”

邹润安在《本经序疏要》卷七论虚劳篇中还说：“虚由于自然，劳因于有作。譬诸器物，虚者制造之薄劣，劳者使用之过当。仲景论虚劳，凡言劳者必主脉大。云脉浮，脉浮弱而涩，脉虚弱细微，脉沉小迟，皆不谓劳。则可见劳者脉必大，虚者脉必小。劳者精伤而气鼓，虚者气馁而精违。”在这里他对虚与劳作了清楚的鉴别，虽然二者也有共同之处，如都可兼有消渴、吐唾血、腰痛、阴痿、崩中等症状，在治法上也比较接近（如补、安、益、养等）。就在此虚劳篇中，他一共列药65味，无非补精补气两端，但其中却未列柴胡。可见他认为柴胡非治劳之药，以其并无补益五脏之效也。

总之，邹润安认为，“柴胡之为物，其用在阳为阴蛊”，故柴胡主疏，能通上焦及旋其中枢，升阳，开气分之结，凡痰凝气滞、升降之机受阻及有癥坚者多用之。惟阳乘阴位，阴逼阳浮者忌之，否则祸患之来捷于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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