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吃人：从一家示范医院透视医疗问题

第二部分 自赎者张曙

对于董合久的遭遇，张曙充满怜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作为一名医生，他见过太多的苦难，也深知这些苦难的根源。多年来，张曙一直在默默地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去抗争。

中国医疗系统近375万名员工，负责近14亿人的医疗服务。医生，这一被人们称为“白衣天使”的职业，随着“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出现，医患关系陷入极度紧张中。收取药品回扣成为医生最致命的问题，人们把医生称着“白衣狼”、“刽子手”。

张曙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方，医生慈善的光环哪里去了？

整整十年，张曙从未间断过这种被他称为“自赎”的道路。

从1994年开始一些医院开始出现医药回扣现象，部分医生开始收取药商的好处，但这些都只能在暗中进行。“回扣”在这时还会遭遇鄙视的目光。

渐渐地，医药回扣变得不那么遮遮掩掩，数额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了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回扣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5%到后来的20%甚至更高。有回扣的药品越来越多，在利益驱使下，一些医生多开有回扣的药，有时候不该用的药用了，不该做的检查也做了。

面对贫病交加的患者和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张曙被一次次刺痛，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而矛盾。

1996年，张曙开始谴责一些乱收回扣的医生，并给安徽省卫生厅写署名信，举报个别医务人员收受回扣问题，举报信寄出后没有任何反响。张曙还找到当时的安徽省卫生厅一位负责人当面反映问题，“那位负责人认为我的行为很搞笑，全国的医院不都这样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999年底，张曙前往北京一家大医院进修心血管内科。他惊讶地发现，北京大医院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著名专家竟也堂而皇之地坐收回扣。例如进口心脏支架每只300美元（当时约合2500元），到了患者手中已变成20000元人民币，一位专家每月做10来例手术，仅此一项就有数万元收入。

此时，收受回扣已经不再是哪个地方哪家医院的专利，医药回扣如同癌细胞一样迅速在国内扩散，生根发芽。

有的医院比起安徽医大附院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都认为张曙的举报错误而可笑，对回扣多的同行，很多人艳羡不已。

张曙的心如同掉进了冰窖，“难道真是我举报错了？”张曙黯然神伤地回到安徽，他有些颓然，于是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一心干好本职工作，不收受回扣，也不再举报回扣。

然而，医院的回扣依旧，张曙所在的医院有回扣的药品达400多种。在安徽医大附院，常常是哪种药有回扣，哪种药销量就大，哪种药降价了，哪种药就滞销。

在安徽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看病贵”问题让百姓焦心，也让举报10年没有任何反响的张曙痛心。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安徽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41元，2005 年安徽省直医疗机构每人次住院费用为7800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3年的收入只够住院1次。而安徽省的医疗收费远低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医生 每拿一分回扣，就会给病人造成数倍的负担。

“全社会都在抱怨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既可恨，又可悲。”张曙希望通过自己的举报，重塑医生形象。

2006年8月，眼见回扣之风不息反涨，张曙再次给国务院纠风办写信反映安徽医大附院的医药回扣问题。在此之前国内多家媒体曾经多次报道安医附院的医疗腐败问题。时逢中央政府“治理商业贿赂”行动之际。满怀希望的张曙梦想着在这个节点上有所作为。

结果让张曙极度失望，信件被转到了安徽省纠风办，而后又从纠风办转到了医院的，然后到医院自查自纠。

类似的情况，在张曙十年的举报生涯中，已经是家常便饭。

12月2日，在记者面前的张曙谈到举报一脸的无奈，有人把他的行为比作“唐吉诃德”以个体之力对抗庞大的医疗腐败的“大风车”。

举报之路上他并不孤单，很多有良知的医务工作者都勇敢地站出来了。上海某医院医生陈晓兰也一直站在和医疗腐败斗争的前沿。

他坚信，终有一天医疗行业会洁净起来，医生也会获得应有的尊重。

冬天到了，春天还远吗？

第三部分 “示范单位”安徽医大附院

伴随着张曙的举报，他所在的安徽医大附院在全国出尽风头。

从1999年开始，包括《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CCTV在内的全国几十家媒体对于安徽附院的腐败问题予以报道和关注。

安医附院的一系列问题被披露。

《人民日报》1999年1月，刊登了张曙的来信，信中陈述了安医附院存在的医药回扣现象：“目前在这所医院，普通临床医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收受回扣的问题；许多医生介绍病人到安徽医大‘生物楼’和‘高新特中心’做各种化验检查，病人交付现金，化验室按检查费的20%-30%的比例提取回扣给开单的医生。如开一张‘内皮素’化验单，病人交化验费60元，医生得回扣18 元；开一张‘巨胞病毒抗体’，医生得回扣21元；开一张‘全套血脂’，医生得回扣20元；开一张血液流变学，医生得回扣21元。在安徽医大附院，回扣已经 形成一个网络系统，医生开了多少药，开了多少化验单，有专人统计，并有专人将回扣送到医生手中……

这样的医药回扣系统，经过报道公开，在全国各地医院都找到了影子，医药回扣就此被推倒世人眼前。

72岁的祝自英，对大医院已经完全失去信心。

2007年6月，因双腿烫伤，慕名前往安医附院医治，每天费用接近1000元，但是伤情并没有得到缓解。祝自英家属告诉《调查》记者他们听得最多的就是催款缴费。

祝自英一家均是农业户口，收入有限，他们没有参加合作医疗保险，所有住院费用都要自掏腰包。看着每天上千的费用，祝一家心如刀绞，而医生始终都是冷冰冰的脸。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费用，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为何对待病人会是这样的面孔？医生和病人有什么仇？

我们的费用为什么会这么高啊？祝家属终于忍不住问医生。

医生很愤怒，都是用的好药，费用肯定高，不想治就出院！

祝一家无可奈何。

而事实上，这些好药都带着高额的回扣。该医院一名医生指出，祝使用的“头孢地嗪”其出厂价22元/支，医院零售价是74元/支，医院利润为每支10元，一个医生开一支“头孢地嗪”可得15元回扣。祝在在住院的14天中，医生共开出30支“头孢地嗪”，仅此一种药医生就可以拿到上千元的回扣。

在住院13天后，他们的费用已经高达13000元，此时祝自英的双腿开始化脓。伴随着身体的疼痛和对医院的失望，第二天，他们办理了出院手续，住院14天共计花费14000元。

回家后，祝找到了当地的老中医使用草药治疗的方法，一个星期不到即痊愈。花费不到200元。

花了高价，却看不好病。医院备受指责。2004年合肥晚报发起的一项民众对于合肥医疗机构的满意度调查，满意度仅有19.4%。

民众对于医院不满意，一些有良知的医务工作者也同样不满意。他们深处医患矛盾漩涡之中，在无法援引外力扭转局面的情况下，他们开始了勇敢的自赎行动。

安徽医大附院的张曙，走过了十年尴尬、无奈的自赎之路。他所举报的安医附院问题看似明了，但结果却越来越让人看不明白。

频繁的举报一度让安医附院的领导很头疼，让这家“全国百佳医院”的候选单位，落选。张曙被冠以“叛徒”的名号，一时间，谩骂声一片。

然而，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一阵风浪过后，医院又恢复了往日的情形，回扣照旧。

在卫生系统管理部门眼中，安医附院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医疗机构，医德医风均走在行业前列，其示范效应得到了卫生部门的褒奖和大力推广。

2002年年底，安徽医大附院被评为“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

在这几年时间中，安徽医大附院先后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安徽省窗口行业职业道德建设示范单位”、安徽“省级文明单位标兵”。

这样一个“示范”单位，2005年，却出了一件让安医附院和卫生系统管理部门头疼的事情。

2005年8月，安徽医大附院药剂科副主任贾德武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捕。检察机关从住处搜出现金、有价证券600万，且外地豪华房产一处，总计受贿金额达1400万。

很多人断定这一次贾在劫难逃。他的案发必然牵出庞大的安医附院更深层的腐败问题。

然而，在关押3个月后，贾被“取保就医”，并很快“官复原职”复位安医附院药剂科副科长一职，外界一片哗然。

贾出狱后放言那些对他嫉恨的人，怎么样，老子照旧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知情者透露，“贾德武案”让安医附院上下及整个安徽卫生系统脸面扫地。但是出于安医附院的“示范”效应及庞大的利益链，此事被大事化小。

2006年7月，安徽医大附院再次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也就在这一年，安医附院开始了更加庞大的修建之路。

近10年中，安医附院每年都在不断的整修。截至2005年底医院建建筑面积达28万平方米，其中业务用房15万平方米。2006年，耗资1.9亿元的病房大楼建成。

目前，投资3.6亿元的26层病房大楼正在紧张的建设之中。同时，由院方全额出资5000万元给安徽医科大学分别在合肥市经济开发区和梅山路所建高楼也在规划之中。

相关专家指出，医院不适合高层建筑，高楼冬天需要暖气，夏天需要空调，整个大楼是一个密闭系统，一旦发生严重呼吸道传染病流行，病人和医务人员都会处在危险之中。2003年的非典在北京医院内的传播就是一个血的教训。再者，一旦发生火灾，电梯不能运行，住在高层的病人将无法逃生。2005年，吉林辽源市中心医院发生大火，一些病人被活活烧死，许多病人和医务人员被烧伤。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报告同样指出，中国卫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建议中国政府限制城市医院的盲目扩张。

在中国，医疗机构大兴土木，犹如野草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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