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医宝鉴》申遗，韩国变中医为“韩医”始末

　　“韩医”概念改自“汉医”

　　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所谓的“韩医”呢？“韩医”和中医的关系到底如何？

　　其实不妨从朝鲜半岛的文化史说起，朝鲜半岛在历史上被称为箕子之国（史载是商代后裔箕子所立），历史上一直以“小中华”自居，明朝帮助朝鲜平定倭乱后，朝鲜一直奉明朝为正朔，甚至明亡后，朝鲜人在200多年的时间内均以崇祯年号纪年；汉字一直是朝鲜半岛数千年历史中的主流文字，就医学而言，也一直以中医为主，即所谓“汉医”。“韩国医师协会”在描述医史时也承认：公元561年，吴国的知聪带了包括《内外典》、《药书》等中国古籍赴日，途经半岛而传授汉医。直至1970年代，论及传统医学，韩国仍以“汉医”称之。在今天，中医药典籍《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等依然是朝鲜半岛医学生的教材。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经济的腾飞，韩国开始“去汉字化”，在书写文字中全部改作拼音文字的韩文，也就在1986年4月，韩国国会通过《医疗改正案》，把一直存在的“汉医学”改为“韩医学”（在拼音的韩文中，这两个词并无区别），换言之，所谓“韩医”之说，至今也不过23年时间。

　　韩国有关机构称，“韩医是吸取中国医学，在韩国独立研究、开发，进而发达的一种古代医学……过去虽然以为是从中国传来的医学，而称之为‘汉医学’，但是近来已经认识到这是一种韩国固有的医学，因此从1986年6月开始，医疗法上规定改称‘韩方医学’。”而在韩国的网络上，“韩国的传统医学虽然和中国有点类似，然而是自然发生、自然发展出来的”一类的说法也不少。

　　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对中医仍以“汉方医学”称之。一位日本医生说：“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无论是韩国机构描述的“固有医学”说，还是“自然发展说”，对“韩医”诸如此类的描述在一些历史与医学家眼里就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与偷梁换柱。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周岱翰表示，所谓的“韩医”，其病理理论和治疗方法与中医基本类似，中医典籍仍然是“韩医”的主要学习内容，不过，韩国在某些中药和方剂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上也取得了一点成绩，“‘韩医’这样的提法和中医实际上没有多少可比性，因为它只是中医的一个分支。” 也有观点认为，“韩医”其实也可以视是“具有韩国特色的中医”。

　　意在确立“韩医学”的正体性

　　《东医宝鉴》几年前起议申遗时，因为被认为韩国把“中医”改为“韩医”申遗在中国引起较大争议，韩国方面后来解释只是一本书的申遗，但言语间对于韩国申遗的真正目的却犹抱琵琶，韩国学者韩大熙对此就直白多了，他说，通过申遗“要把韩医学确立为我们民族传统医学的正体性之后，逐步向韩医学的圣地而迈进”——也就是说，《东医宝鉴》申遗只是“项庄舞剑”，其意却在确立“韩医学”的正体性。

　　事实上，1986年以后，韩国国内一直做着把韩医与中医区分开来的解释。韩国庆熙医科大学国际关系教育研究院院长高炳熙认为，比如，“四象医学”就是韩国特有的理论体系，它注重人体在行为、生理特征和适应性方面的个性。

　　但这些观点在中国学者的眼中却牵强之极，也是对历史典籍的误读。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博士生导师傅延龄说，“四象理论”和中医“阴阳五行”的理论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四象医学绝不代表韩医学，它只是比较出名的学术，同时，四象本身就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来源于《周易》，这种学术只是把疾病和人体体质相结合，按此诊断，而开的方子还是中医的方子，本质上还是属于中医。”

　　对于《东医宝鉴》的申遗成功，国内中医药界不少专家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依然给予了宽容的评价，并认为这本中医著作成为世界记忆遗产对中医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中医典籍的申遗也并不冲突。但问题是，韩国人认为这是一本中医著作吗？从韩国方面的宣传与结合《东医宝鉴》发行400周年专门举行“国际韩医博览会”是不难看出他们的态度的。

　　一些学者认为，韩国试图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真实性的尊重上，而不是在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概念上，把一本九成以上内容均辑录自中国中医典籍的医书说成什么“韩医学的集大成之作”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而试图通过此书的申遗以确立“韩医学是韩国传统医学的正体性”更是对东亚文明与历史的无知。

 
 
何裕民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会长、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谈《东医宝鉴》：

　　“一本中医纂辑之作，基本没有独创性”

　　东方早报：韩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的《东医宝鉴》初刊本此次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在韩国的一些宣传中，《东医宝鉴》被称为是当时总结“韩医学”精华的集大成之作，你怎么看这样的宣传？

　　何裕民：把《东医宝鉴》说成“总结韩医学精华的著作”这样的说法完全是伪命题，道理很简单，因为朝鲜时代根本没有“韩医学”这样的提法。朝鲜在历史上一度是中国的附属国，文化上也一直推崇汉文化，中医传入朝鲜半岛后一直被称作“汉方”或“汉方医学”、“汉医”，所谓的“韩医学”一说是从1986年以后韩国人修改后才提出的，至今不过20多年，历史上是没有“韩医”或“韩医学”之说的。相反，完全以汉字写成的《东医宝鉴》九成以上的内容都是辑录自中国医学典籍，这怎么能说是“总结韩医学精华的著作”呢？

　　东方早报：那么你怎么定位《东医宝鉴》？

　　何裕民：《东医宝鉴》作者许浚是朝鲜宣祖及光海君时代的人，这本书的准确定位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位朝鲜人在学习中医后用汉字编纂的一部关于中医的著作。此书主要参考并抄录的是中国古代医书包括《素问》、《灵枢》、《伤寒论》、《证类本草》等83种，而参考的当时朝鲜医书只有寥寥几种而已。

　　东方早报：韩国方面说申遗成功说明“《东医宝鉴》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独创性等”，你对重要性与独创性两方面怎么看？

　　何裕民：《东医宝鉴》在一般的中医图书馆里都有，也算一本有意义的著作，在中医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要说这个地位有多高，最多只能说中等，在中医（或汉医）著作方面，如果要找出与《东医宝鉴》平起平坐的书籍，至少有三五百种之多。至于独创性，可以说是基本是没有的，因为这部书并非原创，而是一部编纂之作，其特点是“裒聚诸方，辑成一书”，即基本以纂辑中医典籍为主，这怎么能说有什么独创性呢？

　　东方早报：那么作为一位知名的中医学家，你怎么看《东医宝鉴》成为世界记忆遗产？

　　何裕民：从历史著作的角度看，这本书当然有一定的价值所在。这书成为记忆遗产，对中国来说是有些遗憾，但从中医的角度而言也是好事，因为这说明了中医的辐射范围之广，《东医宝鉴》的根就是中医的，这谁也否定不了；另一方面，不管韩国把原本的汉医（中医）改成什么名字，但至少，他们把中医还是当回事的。

　　东方早报：那么你觉得现在应当怎么看待“韩医”？

　　何裕民：叫什么那是人家的自由，毕竟是两个国家，不管他们现在叫什么，“韩医”也好，“韩医学”也好，但其源头都是中国中医，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东方早报：你觉得这件事对中医来说有意义吗？

　　何裕民：多少还是有意义的，这会使我们更加珍惜中医，激励我们做好中医的传承与发展，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对中医的价值还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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