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
在老周的病历中,鼓楼医院医生对其此次发病作了更为专业的描述:……本次因左冠状动脉主干Y型支架脱载导致血栓形成产生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经急诊介入治疗后血流恢复正常……
而让鼓楼医院医生以及会诊专家不解的是,Y型支架尚未批准注册,如何会用在老周身上?此外,就老周的心血管情况而言,并无必要安装这种支架,医生为何偏偏要做这个手术?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一篇发表于今年《心血管病学进展》杂志的论文中写道,“分叉病变的介入治疗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是一种“令人激动的全新技术”。而在去年南京当地一家媒体关于陈绍良的一篇报道中,所用标题就是《他的“分叉病变”创新技术让世界叹服》。
在发现老周的支架手术真相后,鼓楼医院立即向南京市卫生局汇报。后者非常重视,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老周生命。
最大的难题仍是堵在老周心脏里的那个支架,由于它堵在了左冠状动脉主干处,成为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因为产生血栓而要老周的命。
多名国内著名心脏病专家会诊后,决定为老周实行心脏搭桥手术,其基本思路是,重建一根心血管,以代替老周被支架堵住的那根。
2010年1月,老周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做心脏搭桥术。然而,手术本身虽成功,但由于老周两次发病,心脏功能亦出现问题,其生命仍面临危险。最后再经专家会诊,决定为老周实施心脏移植手术。
2010年6月18日,老周在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换心”。至此,这位被认为一只脚已踏进棺材的心脏病人算是保住了性命。
据悉,几次手术及相关费用高达百万元,皆由南京市第一医院支付。此外,加上将为老周支付的巨额的后续治疗费用,老周被当地一名心内科医生形容为南京卫生系统有史以来“最‘值钱’的病人”。
“断了”的支架
在做完换心手术之后,作为证据,老周家人与阜外医院约定,由对方负责保存老周的心脏。
接下来的问题是,究竟有多少病人像老周一样被装了无证支架?他们是否有支架手术的适应症?手术的后果是什么?
对于这些疑问的答案,一位业内专家表示悲观。在他看来,老周案捅开了中国心脏介入手术领域的一个“马蜂窝”,“该案只能到此为止,否则将不堪设想”。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给适应症不确定的病人安装无证支架并非孤例。
就在南方周末记者写这篇稿件的时候,北京市民段广水也正在接受由医院出钱的后续治疗。原因同样是被装了一个可疑心脏支架。
2006年5月31日,因为突发心肌梗死,段广水在北京门头沟医院做了支架手术,安装了3个支架,为其做手术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心内科专家。
然而,这次的支架手术并没有治好段广水的病。两年之后,段广水在5个月内接连两次心脏病发作,医院一度下达“病危通知书”。
病人在安装心脏支架之后,病情却没有明显改善,这在心内科圈内并非新闻。上海香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冯忠廉目前手里有几个“支架”病人,他们的基本情况类似:因为“胸闷”等小毛病去医院看病,然后被诊断为冠心病,继而被装了心脏支架。但是,原来的病并没有好转,只能继续求医。
根据北京305医院所作的诊断,段广水再度发病是因为先前所装支架出现了“毛刺”,“考虑血栓可能性大”。
今年9月,段广水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做了造影检查手术,该院著名心内科专家胡大一则明确告诉他,其心脏里的一个支架已经“断裂”。
按照门头沟医院的说法,无论是“毛刺”还是“断裂”,在心脏支架中均有一定比例,在目前医疗技术水平下不能完全避免。这意味着,如果段广水心脏里的支架是合法产品,他只能自认倒霉。
然而,随着段广水将门头沟医院诉至法院,装在段广水心脏里的三个支架,却被发现是“来路不明”产品。
北京301医院一位心血管专家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本世纪初期,心脏支架手术方兴未艾之际,支架市场曾经出现过大量“水货”,这些支架以极低的价格从国外购进,经销商使用假的注册证号冒充合格产品卖给医院,继而用在病人身上;此外还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有一部分过了期的心脏支架,由于价格昂贵,经销商和医生不愿浪费,仍旧用在病人身上。
段广水身上所装的三个支架是否在上述之列,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门头沟医院未能提供这三个支架的合法证明。
靠不住的条形码
几年前,鉴于业界存在的种种乱象,与其他植入性医疗器械一样,心脏支架手术中开始推行条形码制度。所谓条形码,指企业在生产支架的时候,为每个支架制作一张“身份证”,里面储存了该支架的有关信息。病人在做完支架手术后,医生要在其病历上贴上条形码,以便于追溯产品信息,保证心脏支架的使用安全。
某种意义上,段广水发现装在自己身上的心脏支架“来路不明”,正是得益于条形码制度的实施。不过,段的经历同时也证明,这一制度存在致命的缺陷。
在发现支架有问题之后,段广水将门头沟医院告上法院。根据门头沟医院向法院提供的进货发票,段广水身上的3个支架是该医院从北京一家名为“天泰嘉业”的医疗器械经营公司购买的,产品品牌是“火鸟”,由上海微创医疗器械公司生产。
然而,段广水病历上的条形码却显示,上海微创并没有将这3个支架卖给天泰嘉业。这使得三个支架的真正来源成谜。
更为蹊跷的是,就在该案审理期间,天泰嘉业公司突然注销了。
段广水的遭遇印证了植入性医疗器械圈内由来已久的传闻:“用甲贴乙”——条形码所代表的支架与病人身上真正使用的支架不一致。
一位支架经销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行的条形码多由生产企业制作,而企业只掌握支架的上游信息,支架进到医院之后如何使用无法从条形码上反映。此外,企业卖出的每个支架大都配有两个条形码,而医生在患者病历上却只需贴一个,这意味着多出的那个可以贴在其他患者的病历上。
在该经销商看来,病人因为不懂,即便是支架出了事,也不知道查条形码;即便查条形码,企业为了不得罪医院,也往往隐瞒实情——像段广水案中这样的“乌龙”,现实中发生概率极低;即便是出了事,就像天泰嘉业那样,大不了将企业注销。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上文中提到的老周,其手术虽然使用了未经注册的支架,但其病历上照样贴有条型码。“这等于说一个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办好了身份证。”一位业内人士说。
2010年5月,北京市门头沟区卫生局对段广水作出答复,认为他可以自行委托国内权威医疗机构进行鉴定,以确定支架质量是否存在问题,鉴定费用由门头沟医院负担。
然而问题在于,医疗机构并没有权力鉴定心脏支架的质量。不仅如此,实践中,没有任何法定机构能够鉴定已经使用过的心脏支架质量。在长期反映医疗器械问题的“打假医生”陈晓兰看来,所谓质量问题仅是就合法产品而言,如果产品本身来路不明,就说明可能是非法产品,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鉴定其质量。
无奈的举报者
与段广水身上安装的“来路不明”支架不同,河北沧州市民刘炳立身上所装的两个心脏支架则确定为无证产品。不过,得知真相之后,刘的家人同样无可奈何。
2005年7月,64岁的刘炳立因为心脏病,在沧州市人民医院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安装了两个药物支架。根据病历记载,这两个支架是山东吉威医疗制品公司生产的“Excel”牌支架。
刘炳立的手术顺利完成,比老周和段广水都幸运的是,他的心脏至今未发生状况。
然而,手术后过了许久,一个陌生的电话却让刘炳立当律师的女儿刘振梅目瞪口呆。
打电话的是王明理(化名),刘炳立手术的支架提供者。他告诉刘振梅:医院给其父装的支架是无证产品。
当时,王明理已经从他曾供职的那家医疗器械经营公司辞职。考虑再三之后,他决定向患者说出真相。
真相其实很简单,吉威公司的“Excel”牌药物支架从国家药监局获获得注册证的时间是2005年12月。而刘的手术却是在此前5个月做的。
据王明理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当时的背景是,药物支架刚刚兴起,因为价格和利润很高,在医院颇受欢迎。而产品也因此供不应求,实力一般的公司很难通过正规渠道拿到货。然而他的老板不知从哪搞来一批未见过的支架,交给下属去卖。
结果,一位专家在看了支架后说了一句:你们胆子够大的……王明理这才知道,老板交给他的那批货,原来是未经注册的“非法”产品。
据王明理回忆,虽然知道支架有问题,但与其合作的专家并没有放弃使用。他估计,公司先后卖出的该种支架约有500个,基本都用在了病人身上。
对王明理的说法,刘振梅一度有所怀疑,直到她从沧州市人民医院拿到父亲的病历,发现上面记录的确实是“Excel”支架时,才终于相信。不过,她至今没敢将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此外,刘振梅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她本人跟医院的一位领导相熟,这让她虽身为律师,却至今未能下决心跟医院打官司……
王明理对南方周末记者称,2008年底和2009年初,他两次向国家药监局实名举报了此事,药监部门调查后,认为情况基本属实,同时表示“结果待查”。但直到现在,王明理仍没收到正式处理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和在段广水案中的天泰嘉业一样,举报期间,王明理原来供职的那家医疗器械公司也注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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