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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营收近2亿 现在标价4千万没人要 这家医院哪里病了?

  • 文章导读:八十年代,率先市场化。大型公立医院是高档餐厅,武汉商职医院就做大排档。 在医保红利时代,商职医院成立市场部,去农村拉新农合病人。

     

    又是一个躺着就能赚钱的时代

    2000年,王际德迎来了自己的65岁,他已经到了武汉市商业委员会特批的延迟退休时间。但一手打下江山的他,不愿意因此放手。

    这也是王际德将商职医院由国有转民营的主要动力。

    这一年7月,商职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造,全院职工以国有身份置换股权,成为持股人。商职成为全国第一家由公立转为民营的医院。顺理成章,王际德成为董事长。但股权如何分配,一直没有公开透明,这为日后商职的发展,埋下一个定时炸弹。还有一个定时炸弹,是商职员工以为自己依旧还享有事业编制。

    “断奶”多年的商职人,在改制后,并没有察觉异同。王际德的管理理念一直是——干的多,有销售提成,到时候就给员工发钱。“职工的日子是特别快活的。”刘浩说,医生的收入多样化,基本工资跟公立医院没有太大区别,奖金与同济、协和没法比,但跟同一级别的武汉市红十字会、湖北省新华医院相比,都有可比性。“属于武汉市中上水平。”此外,过年过节发放的一些物资、福利,都要比其他的医院好。

    王际德允许、甚至鼓励灰色收入存在。医生“拉客”的积极性很高,护士会差一点。但王际德也有自己的法子,有的工资低了,就搞个年终奖,每个人每年1万块钱。

    因为收入分配比公立灵活,已转为民营医院的商职医院,倒是成为了香饽饽。从湖北省航运医院、武汉市七医院等公立医院,调往商职的人,并不少。

    商职又迎来了另一个机遇——医保定点。原先的“保险医疗”在医保挤兑下,失去了市场空间。但通过“走关系”的方式,2001年,商职成为武汉市首批医保定点医院,且每一年的医保金额拿到了相当于三级医院的6600万。“躺着就能赚钱。”刘浩坦言,6000多万的医保定额,这个数字,让有些三级医院都眼红。同样是二级医院,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医保定额只有3000多万。

    新农合推行后,迅速铺遍全国各个农村。王际德找到了另一个商机。一开始,新农合病人转诊,必须征求新农合办公室同意。王际德在下面县级地区做了大量工作,只要下面的新农办介绍一个病人过来,就会给返点。

    为了到新洲、黄陂周边地区找病人,商职专门成立了一个市场部。在田英(化名,商职老员工)眼里,“王际德蛮会用人。”比如要找新洲区的医生、病人,他就专门让在新洲很有群众基础或有一定关系的人,负责那一片区的一个联络。“这个事情做得挺好的,病人基本上是不愁。”

    转民营医院后,商职医院借助医保红利和市场化策略,迎来了它的高峰时期,一天有2000多个门诊量。一位商职内科医生说,“门诊内科有6个医生,1个医生大概有四五十个病人,这仅仅只是白天,还有晚上夜诊。”而商职的营收很早就过了一个亿,巅峰期是在2015年,医疗收入达到了1.85个亿。

    沉浸在喜悦中的王际德,并没有意识到医疗技术这个短板。因为商职不愁病人,这促使王际德根本没有动力革新,医院主要打低价战,赚钱的科室都是看普通疾病的科室。

    △ 商职医院住院部。图片来源:商职医院资产评估报告。

    当医保红利退潮

    全是滞后15年埋下的隐患

    不愿放权的王际德,似乎看不到隐含的危机。多位职工回忆,在商职说一不二的他,只用听话的人,有些能干但不听话的人,反倒得不到重用。一些对医院发展的和他相反的意见,自然不会传到他的耳中。

    即便在最辉煌的时代,刘浩也曾隐约意识到商职医院曾经的危机。

    “商职有三块市场。一块是城镇职工医保,这是最主要的,可以解决全院员工吃饭问题。一块是新农合。另一块就是自费病人。其中,城镇职工医保收入占到五六成,新农合占了三四成。”刘浩坦言,“自费这一块是最不好赚的,没有给人家解决问题,这个钱就到不了你这里来,这最考验一个医院的实际运营能力,但这块恰恰是我们最弱的。”

    躺着赚钱的日子没过几年,公立医院这一艘巨轮开始苏醒,商职医院在技术和政策支持上劣势,全部凸显。

    “原来它们(公立医院)在体制内,有财政兜底,没动力也不屑于跟你争,一旦要争的时候,我们就落后了。”一位知情人称。

    因为赚钱太容易,商职医院似乎已经忘了医院的主职是医疗技术服务。

    多年以来,商职赚的钱一直没有用在医院建设和设备的投入上。而那个年代,后来的超级公立医院华西医院、郑大一附院早已在院长石应先、阚全程的带领下大举投入。

    商职医院住院部原先是5层楼,只加了2层。门诊这里扩一点,那里修一下。医院也没有引进高端的设备。这也让日后的再任院长钟焕清觉得不可思议——医院连呼吸机都没有,任何重症都不能开展。

    躺着吃医保红利,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优势也在消失,甚至转到了“唯利是图”的一面,出现了套取医保费用的“高收费”。一位员工讲述,武汉市平均一个高血压重症病人,一年医保可以在门诊开1.2万~1.4万。我们院当时平均一个重症病人开到了3.2万。

    商职重症病人平均的一年用的医保,已经超过武汉市平均水平的两倍。2016年9月,国家工作组进驻商职,历时一个多月专项审计。因为不规范操作,一口气被医保罚了1700万。

    新农合市场也受到冲击。政府取消农合办之后,病人不需要通过农合办转诊,而是想到哪个医院都可以。商职无法和公立医院抗衡。

    “我们开始是打‘低价’牌,因为有医保、新农合,价格就没再考虑范围,就拼命做。价格不占优势了。服务曾占优势,是因为公立医院此前并不在意,等到在同一个池子里竞争时,你会的,人家也会,技术比你做得更好。原先的优势逐渐没有了,甚至成了劣势,经营就会很难。”刘浩说。

    △ 图片来源:商职医院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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