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市场不公平阻遏民营医院发展

　　《瞭望》文章：民营医院狭路行

　　1976年，台湾长庚纪念医院(下称长庚医院)开业时，没有多少人看出这家私立医院的“鲶鱼”本色——它凭借非凡的管理叫板台湾公立医院，并最终胜出，不但自身壮大为台湾最大的医学中心，也助力台湾医疗困局逆转。为这个胜利，长庚医院付出了大约30年。

　　而为获得进入大陆医疗市场的审批，长庚医院付出的时间差不多为20年。令人唏嘘的是，在厦门长庚医院2008年5月正式开诊后仅仅5个多月，长庚医院创办人、台塑集团原董事长王永庆辞世。

　　面对内地此起彼伏的“看病难、看病贵”、以及沉疴难除的药价虚高、红包回扣等问题，人们不禁问：为什么推开医疗服务市场的大门如此艰难？中国内地的医疗界难道不需要像长庚医院这样的“鲶鱼”来激活吗？

　　有评论指出，这恰是相关主管部门两难所在：一方面，他们的确希望敞开大门引入竞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放入的“鲶鱼”其实是“狼”，将对自己羽翼庇护下的公立医院造成不安。

　　在“管办不分”的改革迟迟未能有力推进的背景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连续撰写文章，称“医疗服务是开放最差的部门”——“明明有大量可动员的内外社会资源，偏要作茧自缚，画地为牢”，他进而指出，“管办合一是症结所在”，因为“行政权力还是牢牢控制着医疗服务的准入、尤其不欢迎社会各界办医来与‘自己人’——其实是‘自己’想怎么管就怎么管之‘人’——竞争”。

　　就在有着良好口碑的大型医疗集团苦求入场券之时，相当数量的中小型民营医院登上舞台，迎来了他们的表演时段。

　　对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剧本“非常糟糕”：不但自己早已被排下“配角”的戏份，而且即使有心“抢戏”也困难重重——税收压力、医保待遇、医生招募等，个个都是紧箍咒。

　　此种形势下，一些“配角”们开始用虚假广告、“医托”等不正常的手段获得利益，这不仅败坏了行业声誉，也加重了公众对民营医院的疑虑。相当一部分人逐渐形成思维定势：凡是民营医院，就是要营利的；凡是要营利的，就是打算昧着良心赚钱的。

　　民营医院的营利行为一定会伤害医疗的公益特性吗？它们是不是必须恪守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是不是注定要和诸多不公平的政策狭路相逢？

　　诸多问题迫切期待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作出回答。毕竟，2009年出台的新医改文件，早已凝聚起“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意志。□(文/张冉燃)

　　《瞭望》文章：一家民营医院的外患内忧

　　“各级官员对民营企业仿佛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卫生领域对公立、国有等字眼更是近乎迷信”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冉燃

　　近50岁的戴明顾不上亲朋好友的劝阻，2003年执意让自己的人生拐一个弯——他放弃某县级市医院副院长的职位，转身筹建当地第一家民营医院。

　　如今，这所“得到政府和卫生部门支持”的“东岸医院”已经小有名气，戴明却有些黯然神伤：“如果能够重新选择，我一定不会踏进民营医院这一行。”

　　东岸医院，是一所民营非营利性医院，现有床位60张，日门诊量约200人次，与当地公立一级医院规模相当。

　　“民营医院有发展比较好的，但大多数像我们医院的状态，不大不小、不好不坏”，戴明叹了口气，略带疑惑地问：“说起民营医院，官员们都说欢迎大型优质的民营医院进入，那我们这几千家普普通通的民营医院怎么办？谁来管？”

　　就在戴明接受本刊采访的两个多月前，5月13日，国务院公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份别名“新36条”的文件写道：“支持民间资本兴办各类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等医疗机构，参与公立医院转制改组。”

　　戴明说，他对“新36条”不敢乐观，自己的心头还是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即“老36条”)难以破除民间投资屡遭“玻璃门”的阴影：“各级官员对民营企业仿佛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卫生领域对公立、国有等字眼更是近乎迷信。”

　　戴明的困惑是，在很多行业，尽管对民企的限制同样无所不在，但至少民企还能跟国企公平竞争，但在卫生行业，“哪怕是国家既定的政策也不会顺理成章地落实，都要民营医院反复提要求、做工作，这是一条公平的起跑线吗？”

　　“政府能不重视发挥民营医院的力量吗”

　　戴明十分熟悉公立医院相对优越、稳定的工作滋味。

　　在创办民营医院之前，他曾做过多年市人民医院科室主任。“在这家二级医院，我有五六次升职的机会，但都在最后关头落败。”

　　一气之下，戴明选择出走，承包了当地某职工医院。“承包之前，厂里给医院职工发一半工资都不能维持医院运行，承包之后，我们不要厂里一分钱，就使医院能够正常运转，厂里对我的评价是，为该医院的顺利改制奠定了基础。”

　　这4年“脱离”体制的工作，验证了戴明的能力，也让他对民营医院的灵活机制等产生兴趣。当有关部门任命戴明为当地某二级医院副院长时，他只在医院上了一周班，就决定要辞职，因为“非常空虚，完全没有兴奋的感觉”。

　　戴明说，以这个年龄做副院长，意味着将在这个位置上退休，“我陷入了人生价值与现实利益等问题的思考，结果是，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向同学、好友和盘托出办医院的想法后，戴明遭到了预料中的反对。“他们甚至召集起来开会劝我，说我的计划太疯狂。”

　　彼时，戴明更愿意把兴办民营医院判断为一种“机遇”，“我研究过国家的政策，认为医疗卫生领域同样需要体制改革，需要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以满足老百姓的医疗保健需求，这就为民营医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戴明一再给同学好友们举一个数据：当地100多万人口，只有市人民医院等3家公立医院，这种布局合理吗？能消化百姓的就医需要吗？显然不能，那政府能不重视发挥民营医院的力量吗？

　　在这个理所当然的逻辑下，戴明借钱、买地、申办医院，先后投入五六百万元，终于让“东岸医院”的招牌矗立在市中心。

　　“非国民待遇”

　　戴明说，医院开办至今，他已切身体会到很多民营医院同道向他描述过的来自有关部门的“冷落”。

　　比如医院营业必需的发票，戴明说，公立医院属事业单位，其发票毫无疑问是事业单位类型的，但对民营医院的发票使用则没有统一规定，各地发票也就很不相同，有事业单位的，有税务的，有民政的，甚至还有自印的。“我曾问自印发票的院长，这可是违法的呀，院长说，到处申请发票都不给，只好自己印了。”

　　再如民营医院的等级评审，戴明说，按照有关规定，申报一级甲等医院以上，需要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要创建“爱婴医院”，“但一些地方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不允许民营医院开设产科，理由是产科的医疗风险比较大，担心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这实际上断送了民营医院进入国家评价体系的可能。”

　　设备准入、科研立项、临床用地等问题也困扰着戴明。“我们虽是一级医院，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发展目标，也希望能够给患者提供比较好的设备，也鼓励医务人员钻研业务，然而现实是，民营医院购买CT等医疗设备还存在一定障碍。”

　　戴明说，他感到幸运的是，“东岸医院”因为其“非营利性医院”的性质，绕过了相当多民营医院苦恼的税收问题和医保定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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