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警方回应“朱令案” 称仍未获取直接证据

　绝处逢生

　　1995年4月8日，朱令中学同学贝至诚和5名中学同学去医院看望朱令。“她几乎全身赤裸地躺在ICU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我的第一反应是拔腿想走，但是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中学毕业之后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这样一个场景。此情此景，正在北京大学力学系读大三的贝决心为朱令做点什么。

　　据朱的同学称，贝至诚和朱令是中学同学，当时关系不错。但朱令的姐姐意外身故后，朱令受到的打击很大，可能是由于性格变孤僻了，两个人打交道就少了。4月的这次探望，是因为同学告知说他朱令可能不行了，去见最后一面吧。

　　这一面，竟然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神话：它成为中国首位利用互联网向全球寻求拯救而受益的病人。

　　4月28日，朱令父母设法收集了朱令的皮肤、指甲和从1994年12月朱令第一次发病时穿的尼龙运动衫上收集到的第一次发病时脱落的长发，以及血、尿、脑脊髓等供化验样品，一起送往北京职业病防治所陈震阳的实验室。陈震阳确定朱令是铊中毒，并且体内的铊超过致死量。陈震阳认为，如此大的剂量，不是自杀，就是他杀，而且凶手肯定是两次投毒。

　　后来，朱令父母在北京市劳动卫生所找到了十盒普鲁士蓝(专家推荐的专门解砣毒的药)，总共40余元。和此前的包括少数住院费和昂贵的ICU监护费和药品在内的50万元账单形成强烈的对比，人们怎么也难以相信，这样的怪病竟然用40元就“治本”了。一个月后，朱令体内的铊含量基本排除，中毒的症状消失。

　　然而，由于治疗时机耽误，严重的后遗症从此和朱令相伴终生。

　　浮生如梦

　　人生能有几个11年？从1994年冬的第一次治疗，到2006年1月，朱令几经生死。

　　之前是确诊和排毒，虽然很成功，不过后遗症也许比死亡更可怕：大脑开始萎缩，智力下降到幼童水平；视觉神经受损，基本上看不到东西，吃饭也只是本能的往嘴里塞，弄得满嘴都是；全身软绵绵的，“去抱她到康复机上的时候，腰部感觉不到任何硬的地方，人就是靠这里的筋骨的力量支撑身体” ，朱父这样描述。经过长时间的康复锻炼之后，现在已经稍微能感觉到一点力量，但平衡控制功能还是非常差，重心稍有偏离就会倒。

　　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朱令不认生，表现得越来越像一个小孩，越来越依赖父母亲。“她的时空意识很差，总以为自己还是在清华读书的学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33岁了！”朱明新长叹。她从未纠正过女儿的说法，就当朱令这11年在做一场梦，点醒梦中人反而会让她备受刺激。

　　父母之心

　　十一年之前，朱令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朱父在国家地震局工作，他是那里的高级工程师。朱明新的单位是中国远洋公司在三元桥。后来，朱明新就根本没法去上班了，干脆呆在医院。

　　吴承之和朱明新忘不了同事和单位的帮助，他们在工作上的照顾使得两人能放心地在医院陪着令令。

　　再到后来，二老都退休。 “基本上不出去，也没有时间出去，令令这种情况不能出一点差错，我们随时都陪着她。”

　　2004年的一天，朱明新在家里突然摔倒，而后昏迷了一个星期。 “颅脑血管破了三根， 只有开颅，把头盖骨拿掉，补一块巴掌大的钛合金。”大夫对她的老伴吴承之说，“不是半身不遂，就是痴呆”。 她竟然是挺了过来，也许是小的那个，还牵动她的心。

　　整个2005年的冬天。朱明新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局和刑侦总队之间来回奔走。她看到，有人把接待人往里屋推：“这个案子当年很有名的……”接着几次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装着不认识她。“只是希望真相能大白于天下。不然我倒了，女儿无以为托，怎么活？”轮椅上的朱令只是静静的看着前方。不知道在她的潜意识中是否已经意识到，日渐苍老的父母还能陪她走多远？”

　　维权之路　状告“协和”延误治疗

　　1995年3月15日，朱令被送往协和医院后，在急诊室一边观察一边等待住院床位，据朱明新回忆：“从那时起，朱令就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检查。这时医生告诉我们，基本否定了‘铊中毒’。”

　　这期间，朱令发病一直得不到有力救治，开始出现了神志模糊、对答不切题等反应，又伴有严重的腹痛和脱发症状。 随后朱令开始昏迷，并被转入ICU加强医疗病房。朱令究竟得了什么病？这个问题当时一直困扰着吴承之夫妇。

　　表现傲慢

　　1994年4月5日，《北京青年报》的一篇关于朱令的报道将朱令的病情公诸报端，朱令的中学同学贝至诚也开始通过因特网向全世界求救，发送SOS信件。贝至诚很快收到了1500封回信，其中有许多回信认为朱令铊中毒。

　　随后，4月18日清晨，贝至诚拿着邮件认定的诊断结果送给协和医院时，结果是苦等一天，“协和表现得非常傲慢，除了几个年轻的医生愿意看，其他医生都拒绝看，最后朱令父母只好自己去找相关部门鉴定铊中毒。”贝至诚说。这一天，协和医院发布朱令的病情报告，仍然认为朱令有极大可能患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炎。

　　50万<40元

　　直到后来北京职业病防治所陈震阳确定朱令为砣中毒，协和医院立即邀请了国内知名的6名神经内科专家会诊，决定给朱令用药二巯丁二酸钠。吴承之在网上却看到了这样的回复，“该药副作用很大，建议用普鲁士蓝。”靠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帮助，吴承之找到了普鲁士蓝。原以为药费很贵的吴承之怀揣2000多块钱。结果买了一小箱10瓶，仅用40多元，合计一瓶4元多。

　　朱令服用之后，病情立刻得到控制，逐渐稳定，开始好转。在协和的总计治疗费50多万元，“真正的救命药仅需40多元。”吴承之的语气里充满无奈。“由于误诊延误了治疗，铊毒破坏了朱令的大脑神经、视觉神经和四肢神经，导致了她100%伤残。”

　　两度上诉

　　愤怒的吴承之夫妇认为是协和医院的不作为延误了朱令的治疗，在1998年，一纸诉状将协和医院告上了法庭。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开始立案审理。

　　本以为胜诉理所当然，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一审朱令以败诉告终，法院的判决为：“本病案经二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不属医疗事故，原告所诉被告有延误诊治的过错，证据不足……”

　　一审的败诉并没有阻止吴承之夫妇维权的脚步。1999年，吴氏夫妇上诉到北京市二中院，最终法院判决“应酌情裁量协和医院有进行抚慰性经济补偿的责任……”，协和医院补偿朱令10万元。

　　二审中朱令的代理律师马晓刚在判决后对吴承之说：“虽然拿到了安慰补偿金，但对于极度伤残的朱令以及庞大的医疗费，结果无异于败诉。”本报记者 陈安庆 特约记者 申欣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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