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腐败触目惊心！39天，26名医院领导落马

贪腐手段日趋隐蔽化

多个涉及回扣的医疗腐败案例显示，这条腐败链条涉及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院的负责人等。

2022年3月，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的一个案例中，某药企驻甲县医药代表唐某为把濒临过期的药品卖出，与药企商量后，行贿医院副院长、处方医生、药房工作人员。唐某每月到甲县中心医院药房的胡某、陈某、王某处，收集每个医生所开其所销售的药品处方量，汇总后录入到EXCEL表格中，计算出给相关副院长的回扣、给开方医生的临床费和给胡某、陈某、王某等人员的统方费，然后再到药品公司财务报账。报账后他把装好钱的信封，送给相关副院长、医生和药房工作人员。

2月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严查医疗领域隐蔽利益输送》一文，提到了贺宪伟医疗腐败案的细节。贺曾任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人民医院院长，平日里穿戴普通、开二手车、生活节俭，但大肆收受药品回扣。2014年6月，任院长半年多的贺主动联系某药企董事长何某某，双方约定在一条僻静胡同见面。贺以“不给回扣不用药”相要挟，最终商定何自当年8月起，按呼中医院在该公司采购药品总额的15％给贺回扣。贺还提出两个条件：必须是现金，必须保密，否则就不再合作。

据专案组介绍，贺案涉及十余家医药、医疗器械公司。由于犯罪行为隐蔽性强，增加了查处难度。2021年7月，当地纪委监委在查办另一起案件时，一名行贿人主动交代了向贺行贿的问题，贺的受贿网络才被捅破。

上文还提到了其他隐蔽的行贿方式。浙江省玉环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黄先锋介绍，有四类隐蔽的方式，比如“定制式”招投标，指利用医学专业性强的壁垒，在医药用品、医疗仪器等招投标上，加码“定制”招投标筛选规则，变相达到与“指定”医药公司长期合作、双向受益的目的；再如“规避式”委托采购，指通过私下“合计”、幕后操控，把采购“公权”变成第三方采购代理公司的私有经营行为，既能在管理上规避违规违纪风险，又能利用委托代理费、物品差价、资金周转率等做文章；还有“供股式”入股分红，指医药企业通过隐形“供”股、研讨培训变相补贴、礼品药品无偿或低价兑现等方式，促使双方协商达成医药推销“高价协议”，形成医药回扣利益链；另有“福利式”研讨培训，指医药公司为维系利益同盟关系，变相回馈“讨好”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及医疗职工的“普惠式”“疗休养式”“感情联系式”福利。

赵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药商在医疗行业摸爬滚打多年，深谙行贿套路。以前很多医院都贴有“禁止药商进入”的标语，但随着科技手段的升级，联系方式灵活多样，他们根本无需去医院，就能联系到医院领导。行贿方式也变得千奇百怪。

“比如，很多人当院长时都在50岁左右，这意味着再干10年左右就退休了。当药商想腐蚀院长时，在其任上不行贿，等到其退休后再行贿。这种‘期权式腐败’，也导致了查处难度。还有的对医院领导的近亲属行贿不会留下痕迹。”他说。

赵淳表示，目前，我国医疗器材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重复性生产众多。比如国内彩超生产厂家就有数十家，质量相似，一些厂家就会靠行贿等手段打开市场，“哪怕是一个血压计、几块钱一包的医用纱布块等耗材进入医院，并达到一定量时，都会为暗箱提供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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