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汉钧运用膏方防治乳癖、瘿瘤案

膏方,又称膏滋、煎膏,是一种将中药饮片反复煎煮,去渣取汁,经蒸发浓缩后加胶、饴、蜜等制成的半流体状剂型,具有防病治病、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等多种功效。唐汉钧教授业医四十余载,精于外科而通十三科之道,崇尚“治外必本诸内”的学术观点,每临冬日常运用膏方调治外科病,屡起顽症沉疴而求之者众。余幸蒙教泽,得益良多,兹举其要,以飨同道。

明宜忌,权虚实,防治痼疾重在扶正

人体是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体表的疾病既可以影响全身的气血状况,也反映了人体内部的脏腑功能;同时全身的脏腑经络气血的运行状况,也可以引起体表的外科疾病,因此“凡疡症虽发于表,而病根则在于里”。外科疾病的治疗方法虽有内治和外治两大类,但临证时一些轻浅小恙或可单以外治法获效,然而大部分外科疾病切不可“治其外而不治其内,治其末而不治其本”,这种整体观为外病内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也是运用膏方治疗外科病的理论基础。

唐师经过多年实践和研究指出膏方治疗外科病特别适合于重病危症(如外科手术后,肿瘤放、化疗后及肿瘤复发转移等疾病) ,以及反复发作的顽症(如瘰疬、瘿瘤、乳癖、蛇丹、脱疽、丹毒、痛风、慢性骨髓炎、多发性疖肿、面部痤疣色斑等) ,而外科感染性疾病进展期以红肿热痛为主症的则非膏方调治所宜。

李士材云:“因虚致病者,当治虚,其病可退;因病致虚者,当治症,其虚可保”。唐师认为膏方虽属于“补法”范畴,但并不是一味求补,膏方的目的是通过提高患者体质防治疾病,补是手段不是目的,否则易致闭门留寇之弊。因此处制膏方当权衡虚实,膏方主体要以患者平日所服效方为基础,以补为主或攻补兼施,借助膏方调补之力匡扶正气而祛其邪,祛除病邪以安其正。扶正补虚要根据阴阳、脏腑、气血失调而产生的不同虚证入手,祛邪攻实则主要责之于湿、热、痰、浊、瘀、毒。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药性分别给予温补、清补、平补、峻补、缓补。同时要注意膏方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补法,因此要考虑到其口味能使患者喜于入口,在选择药物时既要考虑疗效也要注重制剂,力求周全。

察禀赋,辨病证,攘外安内以平为期

叶天士曰:“凡论病先究体质、形色、脉象,以病乃外加于身也”。清代医家石芾南在《医源》中也说:“欲诊其人之病,须先辨其人之气质阴阳”。唐师深以为然,在处制膏方时重视明察患者体质。《经》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寿夭刚柔》也说“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因此一切疾病、证候的产生都与体质息息相关。尽管后世医家对人体体质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方法,但唐师认为从大的范围而言,始终不脱于阴阳两端,而对外科疾病来说,“不明阴阳则开口动手便错”,因此明体质,即可分阴阳,也有利于选择膏方的药性。

徐灵胎在《兰台轨范》中指出:“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之名,而后求其病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所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虑其治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病必有主药。”唐师在临床实践中一贯重视中医外科辨病论治,认为通过辨病可以明确疾病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运用膏方调治外科疾病过程中针对性更强,尤其是一些顽症沉疴的治疗。比如丹毒患者酌加清热消肿、舒筋活络药物可以防止来年复发;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酌加养血柔肝、镇痉止痛药物可以镇痛安神;淋巴结肿大、瘰疬患者加用健脾化痰、益肾补肺药物常可消除瘰疬、痰核; 而对外科大手术后如胃肠肿瘤,甲状腺、乳腺肿瘤术后,及肿瘤化疗、放疗后的患者通过辨病,给予膏方治疗常使患者疾病来年出现转机,得到缓解,甚至机体得到康复。

唐师处膏方尤其强调辨证,认为证候反映了患者在当前的主要矛盾,要通过辨证分清寒热虚实、脏腑阴阳,合理选择膏方用药,否则就会“只识病而不辨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诊断上虚实不分,治疗上虚虚实实,损不足而益有余。”他在具体膏方辨证过程中,主张首先辨患者虚之属性,是气虚、血虚、气血两虚或者是阴虚、阳虚、阴阳两虚;其次辨肝、心、脾、肺、肾五脏之虚,明确一脏或数脏之虚;三要辨明患者气血、阴阳、脏腑不足的相关程度,这样膏方补虚的针对性较强,才能反映出膏方个体化补益的特点。
总之,通过辨体质、辨疾病、辨证候可以令膏方的处置更合理到位,通过补虚纠偏,使机体处于阴平阳秘的状态,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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