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医的科学定位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刊登了笔者“中西医之间的公理性原则和人类医学革命”一文，介绍了关于中西医比较研究的部分结论性观点。其后，也引来了一些讨论。

　　中医的发展，不是简单的行政决定问题，而唯长官意志则更为有害。讨论中医的发展，应当从时代性、学术性着眼，把它作为一项严肃的科学学、软科学研究课题来对待。就时代而言，首先要克服外来的近代科学主义，中医自身的哲学贫困和新形势下的文化专制倾向；就学术而言，首先要厘正中医的科学定位和中西医的相互关系。面对中医发展这一课题，笔者在中西医比较研究中，相继经历了“两次聚焦”：第一次聚焦，是超越中西医各自的技术和经验层面,直接从两者的基础医学，即科学理论层面做比较。第二次聚焦，是把中西医放在东西方科学史和哲学史的整体框架内做比较。当把焦点凝聚在东西方科学史、哲学史的源头上的时候，令人不无兴奋地发现，在中医的科学定位和中医发展上的困惑，其实是哲学源头上不辩自明的两个公理性、常识性问题。为此在“中西医之间的公理性原则和人类医学革命”一文之后，有必要从科学、哲学、人、中医、名实等五个方面，再做一些补充说明，并与学术界同仁共同讨论。

　　一科学一词的来历与含义

　　“科学”一词是当代使用频律最高的词汇。在讨论中医“科学”还是“不科学”的时候，首先必须厘清“科学”一词的来历与含义。

　　在希腊，“科学”最早的含（义即知识（episteemee）。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便是：“求知是所有人的天性，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苗力田在翻译亚氏《形而上学》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解释说：“科学是目的不是手段”，是“关于永恒和必然的认识……知识也就是科学”。在中国，《礼·大学》里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量度、规模之意。《文选·鲍照（芜城赋）》有云：“格高五度”。李善注引《仓颉篇》解释说：“格，量度也”。基于这一解释，“格物”，即对万事万物分门别类地进行比较、鉴别、量度的意思。对于“致知”，朱熹解释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由此可以说，《礼·大学》的表述与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是极其相似的。所以清代末年，当科学一词尚未在中国出现之前，对外来的声、光、化、电之学，皆译作格物致知，或者格致之学。

　　中文里的科学一词，可谓“出口转内销”而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学术蜂拥东进。日人福泽瑜吉先生从“分科之学”的意思出发，把融入日本文字的科与学二个字组合在一起，于是日文中始有科学一词。后来，康有为首先把科学一词，引入了中国。1893年在他翻译的日本书目中，让国人第一次见到了“科学”。接着1896年严复在翻译《原富》一书时，将过去译作格物致知的地方，全部改为科学。所以，科学一词源于中国文字，渗透着日本人的智慧，然后回到了中国，成为今天社会上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

　　由此可见，科学一词的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如果从科学一词的本意上讲，科学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如果从福泽瑜吉首创科学一词的意思，科学是分门别类之学。如果按照前面提到的苗力田的说法，即“科学是目的不是手段”，是“关于永恒和必然的认识”，那么严复关于“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之说，是近代中国人关于科学与技术这两个词的最好解释。如果综合上述意思，再结合英国人罗素关于科学是“确切的知识体系”之说，那么科学的定义或解释应当是：科学就是确切的、系统的、分门别类的、理论性的知识体系。

　　在此前提下，关于全部科学的分类，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1.大而言之，科学涉及自然、社会、生命、思维各个领域；2.细而言之，“世界上有多少可定义的研究对象，就可能产生多少种科学”。

　　在自然界里，因为有一部分事物（也可以说是“物之事”）人们是没有办法，或者不必要对其进行解剖分析的。因为人们所能见到的，或者只需要观察的，只是其运动、变化的过程。而另有一部分事物（也可以说是“物之质”）人们是可以打破原有的存在形式，对其进行解剖分析的。这时人们所见到的，则是其内部的结构及其功能。基于这两种客观实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可以再分为两大类：1.以“物之事”的运动、变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2.以“物之质”的形态、结构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

　　前者以哲学的观念与方法为指导，从观察自然界“物之事”运动、变化的现象（亦即状态、信息、物候、证候等）起步；后者以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为标准，从认识自然界每一具体“物之质”的形态与结构着手。

　　这里借用《周易》关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意思，并联系《形而上学》关于“形质论”的说法：前一类自然科学是研究事物“形上”属性或者“原形”特性的科学；后一类自然科学是研究事物“形下”特点或者“原质”特性的科学。而在形上或原形、形下或原质这两大类自然科学之内，各自又包括了许许多多自成体系的具体科学。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此不赘述。由此可见，讨论科学的问题，首先必须有清晰的科学分类的概念。

　　近代有一种习以为常的偏见，即把科学一词当成了近代研究“物之质”的形态与结构这一类自然科学的专利，或者把科学一词当成“研究事物形下特点或者原质特性的科学”的专利。这是对科学分类的概念不清的缘故——讲到科学时，头脑里好像只有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基础上的科学。这种偏见在当代社会上习以为常，而且表现得十分固执，有时甚至连科学一词的本来的含义也不顾了。这是十分有害的，值得当代人们高度地警惕。

　　弗朗西斯·培根（西元1561-1626年）是近代科学上归纳法的宣倡者。归纳法与演绎法是相互并列的两种逻辑方法，近代物理学、化学的研究方法，基本是归纳法。归纳法，即还原性或者分析性方法。19世纪的马克思充分肯定弗朗西斯·培根在近代科学上地位，并把培根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今天看来，培根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演绎法源远流长，归纳法显现光彩的一个特殊时代。所以培根关于人类科学知识的分类，尤其值得当代的人们重视和回味。那时候，培根将科学知识大体分为三类：1.记忆的科学：历史学、语言学等；2.想象的科学：文学（诗歌、小说）、艺术等；3.理智的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等。

　　显而易见，培根并没有像近代人那样，只把归纳法前提下的近代自然科学视之为科学，而是把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诗歌、小说）、艺术、哲学等，统统包罗在科学范畴之内。这一分类虽然尚待完善，但是对于今天而言，培根的分类基本上是客观的、全面的，应当予以肯定。

　　其实，自古至今的自然科学，并非近代物理、化学的绝对领地。倘若因为近代物理、化学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物质文明，便一意孤行地将其视为一切学科的至上信条或惟一标准，那就犯了近代科学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在当代医学领域里表现得十分突出。为此，应当引起中医界的高度重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