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传教士”卓同年：中医应成全球化大医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4号楼，10月29日记者来此采访卓同年，一位在海外被称作当代“中医传教士”的华人青年中医专家。此前他在北大、清华的演讲《揭示一个你所不了解的中医世界》颇为轰动。

　　今年47岁的卓同年祖籍浙江，早年毕业于新疆中医学院中医医疗系，后出国发展，成为加拿大卑诗省注册高级中医师，现任加拿大极康中医院院长、北美中医肿瘤研究所所长，还担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等职，是海外运用中医原理诊疗疑难症的开拓者之一。

　　作为中医的母国，中国要尽快出台“中医法”

　　中国青年报：在国外行医这么多年后，你现在怎么看中医？相比西医，中医“科学”吗？ 

　　卓同年：我国传统的天文学、农学和数学，现在都被相应的西方科学所取代，惟独中医不一样。中医是我国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也最成熟的国宝。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已经在尝试了解和认识中医，特别是当西医解决不了问题时，他们会说找个中医试试。到目前为止，在我的临床实践中还没有看到宁死不看中医、不吃中药的地球人。

　　中医是不是“科学”，要看怎样定义“科学”。中医或许不是人们所理解的狭义的分析科学，却是一门综合性的大科学。在世界传统医学里，只有中医是可以平行、独立于西医之外的医学体系。我知道，几乎所有现代人，心灵深处都对科学有一种祟拜与信任，但世上并非除了科学就是伪科学。中医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体系，“天人合一”、“阴阳互生”、“五行乘侮”、“经络学说”，都是难得的创造。中医较西医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人的整体性，注重人体各部分的关联，这都是非常科学的。

　　中国青年报：你学的是中医，中医的土壤在中国，为什么你到国外去发展？中医在国外发展困不困难？

　　卓同年：直言不讳地说，我就是想把咱们民族的好东西介绍给西方人。中医讲究对症下药，是个体化治疗模式，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如阴阳虚实都不同，治疗方式、给药途径也不同。蒲辅周老中医有句名言：“善治病者，一人一方，千人千方。”而西医是群体化治疗模式，不管什么人得了这种病都吃同样的药，药也是化学家的实验室产物，有章可循。所以，有人说，遇到疑难疾病，中医是“糊里糊涂”让你活，西医则“明明白白”让你死。正因如此，目前，中医在世界传播之广、速度之快，其他传统医学根本无法比拟。

　　许多人不知道，世界上第一部《中医法》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和之后的加拿大卑诗省诞生的。北美人对中医的认识是从针灸开始的，现在针灸已经成功地进入了他们的医疗保健体系，这跟中医立法有很大关系。像卑诗省1998年颁布了《针灸法》，2003年又有了《中医法》。我们在加拿大开始行医时，白人一般只接受针灸，到《中医法》颁布后才逐渐开始相信中药汤剂。法律可以提升民众的认知。但据我了解，国内有与西医有关的法律，中医反而无法可依，所以很多年轻中医都转而恶补西医，把很多中医的特长丢掉了。被西化了的中医成了国内中医的主流。另一方面呢，是老百姓找不到真正的传统名医大家，大部分中医只会开成方或平和方剂——反正治不好病，也治不死人，结果使中医临床阵地越来越小，百姓也对中医渐渐失去兴趣和信任。

　　我这次回来演讲，意在告诉民众，中医不只是“114”(查询台)，还是“120”(急救台)。作为中医的母国，要尽快出台“中医法”。

　　中国青年报：据了解，与中医在国内不冷不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近年推崇信任中医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

　　卓同年：原因很简单，中医治好了他们的病！我的经验是，白人往往都是在被西医宣布为绝症、治疗无望后才来求助中医的。这十年来，我们在海外治了很多大症、重症、急症和难症。我在加拿大80%的病人都是外国人，世界各地的都有。“重症大疫出良医，物到有时必创新”，我们依靠自己创建的泛系唯象中医疑难病诊疗体系征服了外国人，其中“扁鹊脉诊”，“玄晏针法”和“新复方多法大处方”等平疴大法，受到同行称道。现在我们既有全球不同宗族体质辨识的经验，又有中国人不常见、外国人极易患的难治病(如多发性硬化症、纤维肌痛综合症、克隆氏病，以及小儿搐动症等)的独创诊治方法，还有对古书根本没有记载的，比如长期大剂量使用抗生素、激素以及放疗、化疗之后形成的疾病的诊治心得。

　　我们打破了中医只能看小病、看不了重症大症疑难杂症的“现代成见”，用我们民族的传统医法呵护了一条条宝贵的生命，也为中医在海外的传播做了活广告。我们治疗的大部分外国病患，都觉得中医太神了，对中国油然而生敬佩之心，有的干脆让孩子学起中医来了。可以这么说，目前海外近30万中医大军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意义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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