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东垣胆气春升说

　　李东垣认为胆气不升，导致脾胃病飧泄肠澼为清阳下陷之证，乃专举胆虚不及，春升功能失职而言，实发前人所未发。

　　《脾胃论·气运衰旺图说》：“湿、胃、化；热、小肠、长；风、胆、生。皆陷下，不足，先补则：黄芪、人参、甘草、当归身、柴胡、升麻，乃辛甘发散，以助春升夏长之用也”。从天人合一观，强调三腑阳气升浮在整个机体中的重要性，若腑气陷下不足，必须益气温升。假若刻舟求剑，只看到腑气宜降的生理特点，而忽视诸腑化、生、长等功能作用，则失之片面。李东垣明确指出：“腑者，府库之府，包舍五脏，及形质之物而藏焉”。这就说明腑不单纯是传化物而不藏，李氏认为腑还藏有维持五脏及形体正常生理活动所需要的精微物质。这些精微物质的功能在胃表现为化，小肠表现为长，胆则以春升生发为其特点。胆气前通于心而后通于肾。《医学入门·脏腑总论》引《五脏穿凿论》谓“心与胆相通”，胆与心神相通，故胆病有惶恐、易怒、太息、不寐、多睡等病症。《灵枢·经脉》又曰，胆“主骨所生病”，故《备急千金方·胆腑·髓虚实》有“治髓虚，脑痛不安，胆腑中寒，羌活补髓丸方”。（羌活、�{芎、当归、桂心、人参、枣肉、羊髓、酥、牛髓、大麻仁，为丸服）。若胆腑功能不关系到其它脏腑机能协调，也会引起热病、中风、飧泄、肠澼、太息、不寐、脑痛不安等等。

　　胆病用药宜忌

　　基于上述胆气春升之论，故李东垣辨证立方用药处处顾及少阳生发之气，他认为，“清气在阴者，乃人之脾胃气衰，不能升发阳气，故用升麻、柴胡，助辛甘之味，以引元气上升，不令飧泄也”。此乃脾虚清气下陷之飧泄证，用升麻升脾胃之清气，用柴胡升发胆气，有助脾胃升清。他解释说：“少阳行春令，生万化之根蒂也。更少加柴胡，使诸经右迁，生发阴阳之气，以滋春之和气也”。其所立著名的甘温除大热之补中益气汤（黄芪、炙甘草、人参、当归身、橘皮、升麻、柴胡、白术）；治疗因饥饱劳役，损伤脾胃，元气不足所致诸症之调中益气汤（橘皮、黄柏、升麻、柴胡、人参、炙甘草、苍术、黄芪）；治消渴大便燥结之当归润肠汤（细辛、生甘草、炙甘草、熟地、柴胡、黄柏、知母、石膏、桃仁、当归身、麻子仁、防风、荆芥、升麻、红花、杏仁、川椒）；治目中溜火恶日与火之连翘饮子（柴胡、生甘草、蔓荆子、连翘、生地黄、当归身、红葵花、人参、黄芪、黄芩、防风、羌活、升麻）；治耳鸣耳聋之柴胡聪耳汤（连翘、柴胡、炙甘草、当归身、人参、水蛭、麝香、虻虫）；治女子漏下恶血，月事不调，或暴崩不止，多下水浆之物之调经升麻除湿汤（当归、独活、蔓荆子、防风、炙甘草、升麻、藁本、柴胡羌活、苍术、黄芪）等等。治疗各种疾病的方中均用柴胡，便是在“胆气春升，余脏从之”的理论指导下运用的。张洁古说：“柴胡气味平，微苦……气味俱轻，阳也，升也，少阳经气药，能引胃气上升”。可见东垣用柴胡升清的思想是师承授受的。他还十分赞赏张洁古枳术丸之用荷叶，谓其“生于水土之下，出于污秽之中而不为污秽所染，挺然独立，其色青，形乃空，清而象风木者也。食药感此气之化，胃气何由不上升乎？其主意用此一味为引用，可谓远识深虑，合于道者也”。

　　李东垣说：“如初春犹寒，更少加辛热以补春气之不足，以为风药之佐，益智、草豆蔻皆可也”。所谓补春气之不足，即在祛风方剂中佐以益智等补少阳胆气，以助病体适应初春尚寒的气候。

　　他还说：“客邪寒湿之淫，从外而入里，以暴加之……必用升阳风药即差”，如羌活、独活、柴胡、升麻、防风等，他认为风药能入肝胆，以助春升之气，故说：“诸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

　　在继承张仲景少阳治禁的基础上，李东垣还提出了胆禁利小便的观点。他说：“足少阳胆经行身之侧……又主生发之气，下则犯太阳，汗则犯阳明，利小便则使生发之气反陷入阴中，此三禁也”。

　　结语：胆内藏精汁，主相火，其气前通于心，后通于肾，具有生发温化功能，有助脾胃清气上升，对食物消化，精微的摄取，中州营气的生成，周身血气的生化条达，以及神志的正常等等，都有重要协调作用，李东垣以春升二字概括之。腑气宜降的生理特点与胆气春升的功能特点，二者辨证统一。胆气有赖胃气资助，胃虚则少阳生发之气亦不足。凡内伤脾胃不足之病，或内伤情志、中风、血脉等诸种疾病，或风寒暑等外邪致病，都必须注意资助胆的生发之气。《素问·阴阳类论》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素问·四气调神论》又曰：“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甲木胆，乙木肝，其色青。说明肝胆应春都主少阳生发之气。“胆气春升”说是李东垣脾胃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决断同属胆的功能，故为《内经》藏象学说之发扬。其科学内涵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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