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对中医药学术的影响

　　地理环境影响中医治法

　　由于不同地区引发的疾病类型各不相同，治疗时就应根据地域不同而区别用药。如治疗外感风寒，在西北严寒地区用辛温发散药的剂量较重，而在东南地区用辛温发散药的剂量就较轻。《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详细分析了不同地域人们易患的病种、病变、治法和特点，《伤寒论》中形成了“药专力宏，剂量大，配伍严密”的用药风格，都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因地制宜的特色。江南地区水网密布、气候炎热，人们容易感受湿浊温热之邪。因此，湿热、温热之疾多发。吴有性、叶天士、薛雪等医家，就是通过对外感热病的细致观察和临床实践，创立了“温病学说”。

　　《黄帝内经》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详细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人体的影响，认为临床上若能根据地理环境的不同来辨别病证，并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就会有如桴应鼓、如影随行的迅捷效果，体现了因地制宜原则在中医学上的具体应用。此外，在治疗疾病过程中，还应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生活环境和形体状态等情况而因人制宜。如胃纳佳、身体壮实之人，可用味厚、量大、药性较峻猛的药物进行治疗；而胃纳差、体质瘦弱之人，应用味薄、量小、力缓的药物进行治疗。形体安逸消闲、情志郁闷之人，可用针灸之法来疏通血脉，以治疗血脉流通受阻之疾；形体安逸少动、情志舒畅之人，可用针刺、砭石之法，来治疗脾胃四肢肌肉之疾；形体劳苦、情志舒畅之人，可用温熨之法来舒展筋脉，治疗多劳伤筋脉之疾；形体苦劳、忧郁苦闷之人，可用甘味调养之法，治疗咽中不适气虚郁满之疾。

　　地理环境影响道地药材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区药材的药效也有差距。这就要求医生在诊疗患者的过程中，应全面考察当地的地理环境对道地药材的影响，综合各种因素以形成适当的诊疗方案。药材的形成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如药物生长的温度、湿度、降水、土壤、微生物等自然地理因素，与道地药材的形成相关联。药物生长于大自然之中，天地间环境的变化影响药物的生长收藏和禀受不同，从而产生了中药药性的差异:禀受天之阴阳二气而成寒热温凉，禀受地之阴阳二气而为酸苦甘辛咸五味。明代医家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一书，对药物生成禀受的规律、四气五味产生之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指出四气五味的形成是药物禀受了天地四时、阴阳五行的变化而形成的，开创了明清之间论药性生成的中药理论。

　　《神农本草经疏》云:“白芷得地之金气，兼感天之阳气，故味辛气温。”《本草崇原》云:“荆芥味辛，性温臭香，禀阳明金土之气；菖蒲生于水石之中，气味辛温，乃禀太阳寒水之气。”《神农本草经读》云:“黄连气寒，秉天冬寒之水气。”这些论述也充分说明了不同药物的生长禀受不同，药性存在差异。同样，对于同一药物，由于生长的地域差异，发育的不同阶段、生长年限、采收季节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药物禀受天地阴阳二气不同，最终也会形成药性的差异，这正是药材道地性理论和采收理论形成的关键所在。

　　地理环境影响中医流派

　　金元四大家以独到的理论与用药专长形成了各自的学派，其学派的形成与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金元四大家中，刘完素和张元素都是北方人，北方人大多彪悍雄武、体魄壮实，病多实证，治宜寒凉攻下，便形成了刘完素的“寒凉派”与张元素的“攻下派”。李东垣亦是北方人，但他身处上层社会，富家子弟体质较虚弱；加之当时元兵南下，人民居处不安、营养不良、气血多弱，其所创“补中益气汤”屡投屡效，遂形成了“补土派”。朱丹溪为南方人，南方人体质多虚弱，且处于天下盛平之际，人们多膏粱之体，他认为“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便形成了“滋阴派”。因此，金元四大家的产生，既有一定的时代背景，更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地理环境对中医药文化的影响深刻而久远。中医药文化经历了起于中原——盛于北地——转向南方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医生在诊病用药时，应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这样才能把握住中医药文化发展的脉络，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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