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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或成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新起点

  • 文章导读:

      在中西医结合100多年的历程中,20世纪60年代启动的中西医结合系统工程乃是人类医学史上的伟大创举。这一系统工程所建立的“病证结合”模式,在运用现代医学科学理论和技术从不同层面和侧面破译中医理论的研究中,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证”与“病理过程”相关关系的发现,从病理生理学基础理论上初步阐明了“证”的本质。

      “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的提出,则为“病证结合”模式找到了“疾病”与“证”的结合点,有可能将“病证结合”模式推向理论研究的高级阶段,并成为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中西医结合是一个关乎中医生存、发展与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也是未来世界医学发展的趋向。中西医结合的历程,从晚清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年。根据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世界科学演进律”,即“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有机程度越高,它所涉及的现象综合性越强;那么,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之间,它的超越点与融合点的时间间隔越长”。据此,有人假定,中医和西医的融合还需要100~200年。中西医结合的过程,实质是中西两医融合的过程。惟中西两医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即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正确且便捷的途径。这一过程每前进一步,都在转变着主导其行动的思维模式。早期的中西汇通学派,尝试着沟通中西医学,虽只是中西两个医学理论体系的整体碰撞,但在中西医结合的初始阶段,起到了先导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医学界启动的中西医结合系统工程,虽曾经历了迭宕起伏的坎坷之路,但仍不失其为人类医学史上的伟大创举。因为,科学发展史的趋向表明,中西两医融合是历史的必然,医学科学将沿着自身的轨迹继续不断地前行。

      “病证结合”模式的建立,开创了破译中医理论的先河

      早在1964年,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主任医师、教授,我国第一代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许自诚先生就曾提出,中医“辨证施治”应当与西医“辨病施治”结合,并认为二者的结合“在中西医结合上将是一个良好的途经”。至上世纪70年代,在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病证结合”模式。至上世纪90年代,“病证结合”模式被拓展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宏现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其实质还是“病证结合”。

      “病证结合”模式的主要成就在于:①整理传统中医“证”的证候,欲使之规范化。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证候规范研究”课题组初审过77条脏腑证的证候;在有关中医内科证候研究的专著中,所罗列的全身证候为31条,脏腑证候为79条。②“证”的微观化改变的研究。通过动物模型,观察“证”的病理组织学改变、生化改变、超微结构变化,以及分子水平上的变化,探索“证”的本质,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医肾的研究”、“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其次,还有对“阴虚证”、“阳虚证”、“脾虚证”、“心气虚证”、“肾阳虚证”以及“肝阳上亢证”等的研究。③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中,“病证结合”模式已经深入到西医的“疾病”和中医的“证”这样两个基本概念和临床医学的认识单位,开展了运用现代医学科学理论和技术从不同层面与侧面破译中医理论的研究。因此,“病证结合”模式被业界誉为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最佳模式”。但在“疾病”与“证”怎样结合的问题上,却暴露出了这一模式的局限性。

      “病证结合”模式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①受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影响。在上世纪70年代,甘肃省编写的西医学习中医试用教材,曾将“病证结合”模式表述为“以证为主,以证带病,病中辨证,病证结合”四句话十六个字,这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医和中西结合医学界的思潮,其中的“以证为主,以证带病”的提法,与创造“新医药学”的导向,与中西汇通派试图产生“新中医”的目标,与今日有学者在强调中医的“独立性”、“封闭性”的同时,提出建立“实验中医学”的想法,似乎都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影响有关。②在“疾病”与“证”的交叉点上还存在着“缺口”。我国著名的中医病理学家、中西医结合专家匡调元教授指出:“在‘病’与‘证’的交叉点上存在着一个大‘缺口’。如果能够设法把这个‘缺口’从理论认识上和物质基础上填补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则将有可能把‘病’与‘证’完全地统一起来,或许还能找到一个新的规律”。从“证”与“疾病”的交叉点上入手进行研究,还被祝世讷教授认为是“最现实、最具可行性的研究方向,是能够促使‘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研究的首要思路”。③克服不了“诊病”与“辨证”两张皮的状态。西医诊病是对疾病全过程的外在临床表现及其内在病理改变的系统分析与综合,而中医辨证则往往止步于疾病某一阶段的外在临床表现即症状学的层面。其原因是,在医学发展史的分析还原时代,中医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大约400多年(16世纪至19世纪末)的历史空白,失去了建立病原学与病理学等基础医学学科的机会,未能形成科学意义上的“疾病”的概念。在“辨证”与“诊病”的操作上,也就只能各循其道,各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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