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中药用量该如何确定

    剂量，事关中医疗效，然而剂量，又是中医的不传之秘。近年来，当大多数临床中医师还在四平八稳地开着剂量在10-15g间游移的“调理方”时，有这么一群中医师，或名老中医，或民间草根，或大学教授，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大剂量”。山西李可用200g附子治心衰传为佳话，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仝小林以60g黄连、60g石膏有效降糖，京城名医张炳厚用100g黄芪治疗眼睑下垂，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小儿病同成人药量，屡屡显效……
 
    这些敢于突破《药典》、不走常规路线的中医人，并非标新立异，而是确确实实的疗效给了他们十足“底气”。当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这种用法日趋普遍，人们不禁思考：相比“药少而精、效专力宏”的经方原旨，现在临床普遍的小剂量、多味药的处方，是否过于平庸和求全？对当今大剂量用药屡起沉疴的现象，我们该怎样理解和看待？
 
    仅仅把大剂量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吗？还是寻根溯源，回归本意，将教科书的“经方一两折合3g”更改为10g或15g，普遍加大经方剂量？或者从实验角度出发，研究其量效关系，以求科学证据？11月5日，在中医杂志社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管理处主办的“经方药物剂量及现代临床应用研讨会”上，十几位中医临床、中药、文献等领域专家，围绕这一话题，讨论得如火如荼。
 
    临床中药用量是否要限定
 
    中医人都知道“用药如用兵”，中药剂量这几两几钱的差异是最有讲究的。然而一项调查发现，某医院的千份处方平均用药18种，剂量都在5g～15g之间，频率最高的是10g，从未出现4g、7g、13g等剂量。
 
    中国中医科学院余瀛鳌说，从中医文献看，明代以前的方剂用量基本和仲景原方相同，而明清以后的剂量，就基本同现在了。经方剂量后世究竟折算多少，从3g到16g，多种意见始终没有统一。而通行的教材，则采取“古之一两即现之一钱”，三两折合9g的做法，为了方便，临床开方常用10g。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药研究所肖小河认为这种现象原因有三：一是医生不敢超越《药典》，怕担负法律责任；二是沙锅容积有限，中药煎煮需加10倍的水，而处方通常在10味以上，这限制了每味药量都不可能太多。三是中庸和谐思想，使药量不会过于峻猛。但是，“这种用量，几乎是忽视了中药的量效关系。”
 
    肖小河提出，加大中药剂量是提高临床疗效的重要途径。从药材角度看，中药也存在耐药性问题，何况由于盲目引种，中药材的道地性减弱；传统文献中，补阳还五汤等大剂量应用屡见不鲜；清末的“火神派”也重用附子、干姜上百克治疗危重急症；从有效成分分析，如青蒿素治疗疟疾需口服1g有效，按0.5%的含量分析需用药材200g，远超过药典规定的9g，此外当代中医的大剂量用药经验等，都证明“加大中药用量可能是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的重大举措”。
 
    他建议，中医临床处方尽可能“味少而剂重”，这样既可以“药专而力宏”地针对性治疗疾病，也有利于进一步开展新药开发和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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