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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心脏支架降至百元的影响 并非"医生拿不到回扣了"那么简单

  • 文章导读:2020年11月中旬,上海一家三级医院的心内科冠脉支架手术量骤降90%。除了需要马上做手术的急性心梗患者,大部分患者要求医生将手术日期调整到2021年1月1日之后。

     

    只够支撑半年的医院流水和痛苦的医院院长

    前文提到过的南京医生说,在他所在知名三甲医院的薪酬体系中,多数医生从支架手术中拿到的收入并不多。

    “在我们医院,一个病人做一次介入手术,医保和自费总花费几万块钱,医院拿大头,提到科室的利润可能就几千块钱,而且是一个团队分。不管装几个支架,都是这样。”他介绍。

    冠脉支架的国家带量采购,固然对医生的收入有影响,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医院。

    整个11月份,文章开头出现的那家上海三级医院的院长的不安感一直在增加。那些因为支架降价从2021年元旦开始,决定等到那时才做手术的90%的患者,会将他的不安一直延续下去。

    看似冠脉支架手术,在元旦之后会有井喷。但在这位院长看来,心脏病的发病率是固定的,支架手术量并不会因为降价而暴增。

    悬在他头上的,更多是不确定性的未来。

    心内科一直是医院重点学科。全院30多个学科里,心内科的手术量最多,占到百分之八左右。支架手术的收入是心内科的大头,占到科室收入的一半。

    虽然国产支架完全可以代替进口支架,但耗材和药品的不同之处在于,病人一根血管的细微差异,会影响到植入支架的品规。集采制度之下,中标的支架品类、范围有限,医生的手术限制由此增多。势必会导致一些比较高端的耗材,慢慢从医院里消失。令这位院长最忧心的结果是——整个科室的手术难度、开展范围下降——而他一直想带领医院开展更多疑难杂症手术。

    这势必会倒逼院长们在更大范围上对医院收入进行规划和调整。

    让医院院长们更为头疼的,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未来六个月的医院流水。这些医生们不会考虑的问题,却让管理者头疼。这位上海三级医院院长算了一笔账,医院一年消耗的支架量是1500个,原先平均一个支架是1.5万,一年要收2250万。如今,集采任务量是在去年基础上再增加10%,也就是1650个支架,按照集采700元的价格计算,一年收入只有115万。

    在过去,院长们是依靠流动资金来运转一家医院的。如今,医院流水少了,但相应的手术服务价格尚未调整,医院的周转资金缩水。“如果手术价格没有调整,我们的流动资金,只够支撑半年。”上述院长提到,这种情况几乎在公立医院都常见,“每个医院都是这样,很少有医院的流动资金能维持医院运转超过半年以上,最多维持三个月时间。”

    南京的一家三级医院,同样面临流水困境。在去年12个亿的收入里,药品和耗材收入占到一半,其中耗材占到20%。“一家企业的运行,都是靠流水撑着,成本、支出其实是相对固定的。”这家医院采购科负责人告诉八点健闻,一旦耗材收入降低,医院资金周转会受影响。

    更深层次的压力,来自付款期限。在过去,医院采购耗材,先由供货商垫付资金,往往是3个月,乃至6个月之后,医院才偿还拖欠款。拉长付款期,在上述采购科负责人看来,资金压力比较小。“这几个月里,可以把这些资金投入其他方面,我的经营成本是降低的。”

    2019年,江苏省医保局印发《省公立医疗机构部分高值医用耗材组团联盟集中采购方案》明确规定,公立医疗机构作为货款结算第一责任人,应按合同约定与生产企业结算货款,时间不得超过30天。

    “6个月以后掏钱,跟现在掏钱,对整个医院运营,影响非常大。”

    这种畸形但又在过去很长时间都达到奇妙平衡的状态,随着国家带量采购一次次猛烈的调整,会在短期让相关各方承担一下子释放的巨大压力。

    年轻医生们眼中的“食物链顶端”

    凌霄和他的同事一样,没有料到由国家医保局主导的这场冠脉支架国家带量采购,会一下子挤干价格里几乎所有的水分

    挤掉的水分,在他所在医院的大心内科室一个月几百台冠脉支架安装手术中,是动辄百万的巨额数字;这个巨额数字中的一部分,经过科室里少数几个主导心脏支架手术的病区主任——凌霄和同事们称他们为“大boss”——的分配,到他这种毕业不久、经验只够做冠脉支架手术助手的年轻医生每个月的收入上,只有小几千块。

    这几千块,比起“大Boss”每个月数万元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他所在医院的大心内科接近一百名的医生中,虽然做介入手术的医生平均收入最高,但最巨额的收入集中在几个病区主任的手中。

    他们平时的收入约在4、5万之上,如果去外面医院“走穴”,很可能一个月收入能达到10万。而他们对应的工资单上的“阳光收入”,最高级别也不过7、8千元,加上科室奖金,约有2-3万,只有冠脉支架带量采购前的一半或三分之一。

    但这些可以独立执导难度最大的手术的病区主任们,也曾经历过凌霄所处的阶段:医学院硕士或博士毕业后,分配到心内科。从级别最低、基本工资只有2000-3000元的住院医生做起,一步步参与冠脉支架支架手术,从助手到可以独立手术并指导其它助手手术,最终做病区主任,一般需要十几年的时间。

    凌霄自问,为什么像他一样的年轻医生薪水不高,却要苦苦加班、学习,尽可能多的给大boss做一助二助,参与手术,不断地往上走?大家有些心照不宣:有朝一日也希望到达食物链顶端,在技术和经济地位上,“大boss”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努力方向。

    在工作的六年时间里,凌霄的内心经历几种力量的牵扯:有救死扶伤的职业尊严感;有了解了耗材的灰色收入后,看到一些医生不分青红皂白给患者装支架的鄙视;有时也羡慕那些收入高的医生,对自己的收入和付出觉得不值时的抱怨……

    他觉得自己不是最努力的医生,有时也不太情愿去日夜颠倒地做手术,只是介入医生大多是男性,总要承担养家、买房的传统压力。他很佩服自己的另一个同事,是一个未婚的年轻女医生,医学硕士毕业后主动申请做心脏介入手术,冒着影响生育能力的危险,去“吃线”——这是做介入手术医生间的玩笑话,因为做手术的过程中医生要受射线照射,需要穿铅衣防护。

    冠脉支架带量采购后,每月收入少几千元,不会对凌霄现在的生活有根本性的影响。只是他曾经的奋斗目标,那“食物链顶端”的位置,忽然丧失了吸引力,留给他的是对未来的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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