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湘：“扶正治癌”学术思想之“道”

 
【“以人为本”诊疗体系遵循“人命至重”的大“道”】
 
　　中医学强调“人”命至重，人体正气的维护是养生疗疾的关键。中医学浓厚的人文特色是其与其他医学体系的重要区别。中医学认为生命是最为宝贵的，处处可以体现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和爱护人的观点。脱胎于先秦文化的《黄帝内经》彰显了以人为本的贵人思想。《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玉版》曰：“人者，天地之镇也。”以上描述都体现了“以人为贵”的思想。唐代药王孙思邈也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也体现了中医学对生命的重视和尊重。《黄帝内经》的以人为本精神还表现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必须处处顾护人体之正气，因为机体正气的存亡决定了生命的存亡。《素问·五常政大论》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素问·五常政大论》亦曰：“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生命以正气为本，留得一分正气便有一分生机，这一治疗思想贯穿于疾病治疗的全部过程，充分体现了《黄帝内经》以人为本的精神。此外，从古代“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有关论述中也能看到，评价医生水平主要考察其治疗对象，而医人显然高于医病。后世中医学的临床分科也延续了中医学重视人体的观点。例如《周礼·天官》记载，周代分医学为四科，即“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更近的如中医内、外、妇、儿科分科系统无不是根据治疗对象的机体生理特征进行分科。
 
　　现代肿瘤治疗追求“无瘤生存”，认为“瘤重于人”，反致“瘤去人亡”，开始向“人瘤共重”转变。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肿瘤内科学开始形成发展，并且受到肿瘤外科学的影响，认为肿瘤负荷越低越好，从而追求大剂量的化疗以达到无瘤生存的理想状态。“生命不止，化疗不息”成为教条且影响后世多年。对当时中医学术界也有影响，例如从学科命名上出现了中医肿瘤科，而“肿瘤科”属于西医学的分科系统，重视的是局部病灶的病理特点。主张攻伐消瘤，治疗上也出现了从天然植物中、传统中药中筛选抗肿瘤药物的热潮。但事与愿违的是，无限制的各种肿瘤扩大根治术、超大剂量化疗、超高剂量放疗、以毒攻毒等过度治疗并未达到延长患者生存的目的，反而是“人财两空”“瘤去人亡”的例子比比皆是，很长时间内人人“谈瘤色变”。造成这种现状的内在原因是中医学重视人的宝贵思想在西学东渐后受到严重冲击并淡化，在临床实践中将关注的重点由“人”转换为“瘤”所致。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现代肿瘤治疗遇到疗效提高的瓶颈，生存期得不到明显延长，开始意识到患病之“人”的重要性，将生存期、生存质量作为重要疗效评估指标。“个体化”“精准治疗”等概念的提出无不体现了开始重视患病之人的思想。这种治疗理念逐渐趋同于中医学的观点。
 
　　刘嘉湘确立肿瘤治疗的大“道”是“以人为本”。刘嘉湘目睹当时的医疗现状，对恶性肿瘤给国家和患者及其家属带来的痛苦感同身受，他积极投身该领域进行不懈探索。他对恶性肿瘤相关古典文献进行了深入挖掘，充分借鉴前人智慧，结合剖析现代医学的利弊，发现导致肿瘤治疗疗效不佳的首要原因是肿瘤治疗的指导思想把握不准，即“道”不明。刘嘉湘认为，恶性肿瘤是在人体上发生，治疗重点应该着眼于“患病之人”，而非“人患之病”。但当时由于受到现代肿瘤学的影响至深，所以很多中西医肿瘤专家都将治疗的重点放在后者之上，在“道”的层次已经本末倒置。
 
　　因此，刘嘉湘在长期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思考肿瘤治疗的得失成败，化术为道，将中医肿瘤治疗的大“道”确立为追求人生命的延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实现以上目标的关键是人体自身机能的恢复和抗病能力的提高。他在中医治疗恶性肿瘤的临床研究中，特别重视将生存时间作为中医疗效评估的首要指标，将体重、卡氏评分、证候积分变化等作为生存质量的观察指标，并创新性地将机体细胞免疫功能的改善作为反映人体自身抗病能力提高的微观指标，将肿瘤负荷的变化确立为近期疗效指标。刘嘉湘还反复强调肿瘤是一种全身疾病的局部表现，近期疗效反映的局部病灶的改变，不一定能转化为长期的疗效，而长期生存的关键则是全身机能的恢复。
 
　　刘嘉湘尤其重视患者机体正气恢复、维护和提高自身抗癌能力，在上世纪70年代连续在杂志发文，并组织关于中医药参与肿瘤治疗的疗效和治疗目的的大讨论，促进了大家对肿瘤治疗目的的认识。经过不断发展与升华，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学术特色。正是他在“道”的层面及早确立了肿瘤治疗的目标，突破了疗效提高的障碍，有效指导临床治疗，才大大提高了治疗的疗效，为中医肿瘤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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