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疫病治法的亮点及展望

　　中医治疫源远流长，治疗方法十分丰富，其中有不少亮点，至今仍熠熠生辉。兹择其要者，论述如下：

　　1.中医疫病治法的亮点

　　因势利导，着力驱邪外出 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具有传染性并能造成流行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中医治疗外感病，很重视放邪出路，即指运用某些治疗方法，促使病邪从外而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就是根据病邪所在的部位和病情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地采取放邪出路的方法。汉·张仲景《伤寒论》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的旨意，在治疗外感热病中，广泛应用汗、吐、下诸法以祛除邪气，如麻黄汤之开腠发汗，桂枝汤之解肌散邪，瓜蒂散之涌吐，承气汤之攻下，五苓散之渗利等。金元时期，刘河间制防风通圣散，融解表、泻下、渗利于一方，使表里上下之邪由窍道而出，实为放邪出路的经世名方。明清时期，温病学家治病亦十分重视放邪出路，其后，吴又可、叶天士、王孟英等治疗温病（含温疫），亦力主此法。正如周学海所说：“凡治病总宜使邪有出路，宜下出者，不泄之不得下也；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联系现代临床，以下法为例，有报道治疗中毒性菌痢38例，在西药对症处理的同时，加用中药复方大黄汤（大黄、川芎、银花、连翘、黄芩、黄柏、夏枯草、知母、木香）促使细菌及其毒素尽早排出体外，与单用西药对症处理组10例比较，疗效显著提高。

　　毒随邪入，注重清热解毒 疫病的证候特点，多为热胜毒盛，因此清热解毒法在疫病治疗中广为应用。刘河间治病很重视清热解毒，王孟英盛赞其“创立清热解毒之论”。喻嘉言治疗温疫尤推崇解毒之法，尝谓：“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其解毒之法，于上、中、下三焦之病证，一以贯之。明清时期温病温疫学家不仅沿用白虎汤、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三黄石膏汤等方，并创制了不少清热解毒的经世名方，诸如银翘散、化斑汤、清营汤等，广泛应用于温病温疫临床。如余师愚所创制的清瘟败毒饮，融白虎汤、黄连解毒汤、犀角地黄汤于一方，其清热解毒之功甚著。现代有报道用清瘟败毒饮化裁治疗钩端螺旋体病68例，基本方为水牛角（代犀角）、生石膏、生地黄、土茯苓、薏苡仁各30g，黄连6g，知母、黄芩、栀子、丹皮、赤芍各10g。每日1剂，病情危重者每日服2~3剂，结果治愈65例。

　　疫易伤阴，强调生津养液 鉴于疫病易出现伤津劫液的病理特点，因此养阴法是治疗疫病的重要法则。前贤治疗温病（含温疫）强调“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吴鞠通著《温病条辨》，自称“本论始终以救阴精为主”。温病温疫学家对养阴法的理论和实践曾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吴鞠通尤为突出，他将养阴法分为甘寒养阴（如沙参麦门冬汤）和咸寒养阴（如加减复脉汤）两大类，分别适用于肺胃津伤和肝肾液耗，极大地丰富了养阴法的应用范围。在现代急性传染病治疗上，充分显示了养阴法的重要作用，以流行性出血热的治疗为例，有人提出了早用、重用滋阴法的见解。如在发热期，只要见到舌红少津，口渴或汗出较多，就参入养阴生津之品，如生地、麦冬、芦根、天花粉等，可使病人度过低血压和少尿期的危重时间缩短，变证、险证减少，而且无留邪之弊。所谓重用，即在本病低血压后期和一进入少尿期即重用生地、玄参、西洋参、龟板、鳖甲、麦冬、阿胶、鸡子黄之类，其中生地常用至60g~120g，玄参常用至30g~50g。在遇阴竭欲脱或气阴耗损较重时，常以西洋参10g~20g煎汤代茶，频频灌之，而获效验。

　　2.中医疫病治法的展望

　　中医治疫方法大有用武之地 中医治疫有过辉煌的历史，现代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年来北京、广东等地医务人员运用中医药方法，实行中西结合治疗SARS所取得的成绩，更证明中医药在治疗急性传染病特别是病毒性疾病方面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剂型改革前景看好 疫病大多势急病重，传统的中医给药方法往往有缓不济急之慨，有鉴于此，今后剂型改革定会进一步得到加强，类似于清开灵、醒脑静、参麦注射液等新剂型将不断涌现，且有所提高，前景乐观。

　　治疫名方名药的研究会逐步深化 中医治疫名方名药绚丽多彩，既往也做过不少研究，如有人将治疫名方达原饮和升降散合化而成抗戾散进行实验研究，表明该方具有明显的直接灭活滤泡性口炎病毒作用，有促进新城鸡瘟病毒诱生小鼠干扰素的作用。此类研究正方兴未艾，不断深化，将为更多的中医治疫名方名药提供科学的实验依据，以促进其开发研制和推广应用。

　　专病专药的研制将受到重视 中医辨证论治与专病专药的应用并不矛盾，两者会起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明代温疫大家吴又可早就有“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的期盼。现代治疟良药青蒿素的开发成功，更说明专病专药研制的重要性。展望未来，研制开发治疗疫病的新药，将会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