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医藏象

一、脏腑概念具有解剖学基础

　　中医脏腑形成之初，应是解剖概念。通过对早期文字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金文“心”字之形不仅表现出解剖器官心脏的外形，而且表现出内部的结构，心房与心室在字形上明确可见。再如肝、肺两字为形声字,《说文》释曰:“凡肉之属皆从肉”。其最初表意即指实质性脏器。“肝”、“肺”名称的由来,据《释名》言:“肝者,干也”。“干”还有“器物之本”、“胁”之意。肝因其部位在胁及在人体中的重要性而得名。肺，其声符为“巿”,《说文》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因此，肺是以解剖部位蔽盖心脏而得名，亦即《素问·痿论》所说“肺者，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由脏腑命名可知,中医学脏腑概念最初即建立在解剖观察的基础上，古人通过解剖获悉体内脏器大体位置及形状，对其功能特点也有一定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脏器命名，确立了脏腑的概念。从中医学的实际发展来看，更重要的是，这种脏腑概念为后世归纳整理脏腑学说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从脏腑到藏象
　　自《内经》开始，古代医家研究脏腑的方法发生了深刻的转化。由静态解剖，转向动态观察；由打开腹腔，直视脏腑，转向“司外揣内”、“以表知里”。之所以会发生这个转化，是《内经》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决定的。

　　《内经》认为生命之本质是气之升降出入，而形体是次要的。如人死之后，其形虽在，而气之升降出入皆废矣，气之有无，是生死之界。正如《内经》所言：“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为一气耳。”“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而对气之观察非活体动态不可，死人虽有形而无气，不能作为观察对象——这就引发了中医对脏腑之研究重心的转向——由重形态而转而重功能。

　　那么不进行解剖探查，保持人之完整活体，能否得知内脏之功能？如果能，应运用什么方法？

　　元素分析和系统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重要方法，解剖属于元素分析的方法，而系统方法另辟蹊径，提供了另一种探究人体内脏的方法，如黑箱方法。《内经》当时对此方法应已有相当的认识。

 
　　首先，《内经》认为事物表里有着相应确定性的联系。《灵枢》言：“下有渐洳，上有苇蒲，此所以知形气之多少也。”以苇蒲与地气的相应关系来说明这种联系。《灵枢》另一段更以人之气色与根叶类比，说明其间的联系：“夫色脉与尺之相应也，……此亦末根叶之出候也，故根死则叶枯矣，色脉形肉，不得相失也。”

　　其次，《内经》认为，事物表里有着相应的确定性联系，通过“司外揣内”、“以表知里”的方法，当可了解内脏情况。《内经》中数次阐述了这种方法及依据。

　　“视其外应，以知其藏，则知所病矣。”“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日与月焉，水与镜焉，鼓与响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镜之察，不失其形；鼓响之应，不后其声；动摇则应和，尽得其情。……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 “形精之动，犹根本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亦可知也。”

　　其中《灵枢》中所言一段，即近似对黑箱的描述：“藏府之在胸胁腹中，若匣匮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异名而同处，一域之中，其气各异。”

　　由于方法的不同，所获的知识毕竟有别，司外揣内所推测所观察到的脏腑功能，如“脾主运化”、“心与小肠相表里”等，与解剖之脏腑未必能一一对应，或者多不对应。但古人对这两种方法的区别未能明确认识，对方法的转化亦是非自觉的，未能明确意识到的，故对这两种方法得来的知识亦未能明确区别，于是将那些由司外揣内而得来的知识，亦等同于由解剖得来的知识，将其附着于属于解剖概念的脏腑之上，认为属于心者，则归于心；属于肝者，则附于肝……。待到此类非解剖得来的知识附着的多了，大大超过了解剖得来的知识，以单纯的解剖解释不通了，则脏腑就转化为了藏象——这是一个源于解剖而又跳出解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并以藏象为中心发展了经络学说，形成中医独特的藏象经络体系。

　　所谓“藏象”者，是内脏外在之功能表现，而非实体脏器。正如张介宾所释：“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及王冰所注《内经》言：“象谓所见于外，而可阅者也。”藏象与解剖的脏腑比，是脏气，而非脏器；是脏神，而非脏形；是脏象，而非脏体；是活体脏，而非死尸脏；是关系脏，而非本体脏。然而此藏象毕竟是由解剖转化而来，故并非纯粹的藏象，而是以藏象为主，并有相当解剖因素参与的结合体。以系统论观点看，既非黑箱，亦非白箱，是为灰箱，而偏于黑。

　　在古代没有现代仪器与方法的情况下，大体解剖难以有大的进展，即使进展亦未必能再得到多少知识，且有些知识难以从解剖中获得，例如即使在今天，解剖刀下也难见经络踪影。而中医却巧妙地绕过了这一难题，另辟蹊径，以系统方法获得了解剖未必能得到的大量生理 病理信息，并与药物等知识结合，应用于临床而获得较好的疗效，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仍有其应用价值，不能不叹服于古代中医的智慧。若以现代脏腑解剖知识来非难中医之藏象经络体系，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似深刻而实肤浅。

　　三、后世解剖很难影响藏象

　　由于藏象是依司外揣内而得以确立，得以发展，故对于解剖并无多求，只是要其一名称以便依附知识而已。并与藏象之司外揣内方法相应，中医之病因学采用审症求因，治疗学采用辨证施治，这症，这证，均是表现于外之象。治疗用药亦是通过病人服药后反应而定其四气五味，并不进行元素分析——以上种种，均无须脏腑解剖。此数者互为协调，以藏象经络为核心构成自主的中医学术主体。故其后脏腑解剖的进展，已难以对其发生影响。

　　回顾中医主流学术之重大飞跃，如伤寒，温病、金元医家争鸣等，并未见因于解剖而促发，或引述解剖以为据者。而是通过“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进与病谋，退与心谋”之类的学习经典，解释经典，临床心悟的方式而完成的。总体还是在以藏象为核心的框架内发展，并不依赖于解剖学的进展。由于需求不旺，历代对脏腑的解剖研究与记载较少，数千年间，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次（如汉代王莽时的解剖，宋代《欧希范五脏图》、《存真图》、清代王清任“亲见改正脏腑图”）而二者长期互不影响，形成两张皮之状况，你解剖你的脏腑，我发展我的藏象。

　　这里附带提一句，以前总是说中医不重解剖是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这未说到问题的实质。独尊儒术是西汉以后的事，其后封建礼教方盛行。而不重视解剖的中医藏象体系在战国时的《内经》已成熟。

　　四、王清任的解剖需商榷
　　如前所述，司外揣内之藏象与解剖刀下之脏腑比，是脏气、脏象、活体脏、脏神、关系脏，并非脏器、脏形、脏体、死尸脏、本体脏。而王清任对脏腑的探究，乃是研脏形、究脏器、探脏体、视死脏、求本体之举。这说明王氏对中医藏象之实质并不十分明白，加之王氏之观察脏腑之水平尚不及《内经》，故对王氏之举，当时颇多贬词，言其“愈改愈错”，“错中加错”。而受西医思维之影响，与王清任同病者亦非少数，西方医学传进之后，对王之评价逐渐看涨即说明了这一点。在文革中，王氏已被尊为“具有法家思想”的，“对我国解剖学和临床医学有重大贡献”的医家。此或欲以王氏之重视脏腑解剖之事为中医的科学性找些根据，而殊不知中医学之科学性、特色、价值恰不在此而在彼，故欲以此与西医比短量长，实为取短避长也。

 
　　由于藏象经络的非解剖性及以藏象经络为核心已构成自主的中医学术系统，故王氏之脏腑解剖且不说其错多错少，即使完全无错，对中医学术亦难有多少有益的实际影响。因中医学术主体是四者互为协调而构成，若接受其脏腑学说，余三者必然难与之协调。同样原因，即使在今天，中医亦难以全盘接受西医更为正确的解剖学。临床上虽然明知其解剖位置，仍要按中医之藏象概念辨证施治，如对于木火刑金之支气管扩张咯血，仍要从肝治疗，清泻肝火；对于肺结核之肺气虚亏，仍要从脾治疗，培土生金，以获得疗效。故从中医当时主流学术角度来看，王氏未免多此一举，可能造成思维混乱，从此角度言其“越改越错”，亦非冤说。如果全盘接收王之脏腑改错，怕要导致以藏象经络为核心的中医学术体系全盘崩溃。